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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传(一)
2011-03-25 18:55:24 来源: 作者: 【 】 浏览:4439次 评论:0

太虚大师传

 

  
                                                          邓子美  陈卫华
  


                                                                   序

    太虚大师圆寂已50多年了。回想我第一次拜见虚大师至今,已经64年。那时我才23岁,如今世道沧桑,人事变迁,唯有虚大师的音容笑貌仍在眼前……
  我何其有幸?一生有6次长时间地亲近虚大师,聆听教诲。从1936年初见虚大师到1946年底,虚大师的书信指示也经常不断。如果说我至今在弘法利生方面有什么奉献的话,那都与虚大师的教益分不开。邓子美居士新撰《太虚大师传》,这是国内第一本以虚大师生平与事业为主的传记专著,读后颇为欢喜赞叹。因事繁年老,拉杂写些对虚大师的回忆如下:
  1、约在1936年,虚大师应邀到焦山佛学院对师生们讲话,题为“人生的佛教”。当时我曾为之记录,内容是提倡从人天乘法(五戒、十善)起修,而后逐步进修菩萨乘法(四摄、六度、万行)。
  2、又在1946年,虚大师在“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会务人员训练班”结业典礼上对学员们讲:“我们看到自己的优点不能骄傲,要保持发展;看到自己的缺点不能自馁,要决心改正!看到他人优点不可妒忌,要向他人学习;看到他人缺点不可轻慢,要帮助挽救!”
  3、虚大师还曾为焦山佛学院写了碑文。全文记不清了,只记得四句偈:“以解导行,以行证解,解行相应,澄清僧海。”
  以上三点,虚大师言简意赅,虽对当时学员提出,也可供现代读者参考!是为畜。
  (茗山法师,为本书作《序》时年85,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等职。对中国佛教现代化事业的开创者——太虚大师之教,如今像茗老那样的曾经亲闻亲症的老一辈已如凤毛麟角,茗老回忆的太虚大师遗教更是弥足珍贵。)

 

                                                      绪说:腐朽化生神奇

   世道黑暗到了极点社会纷乱到了极点,道德败坏到了极点……正当此时,历史酝酿着转机,化生了各界非凡人物。
  与历史上一切ZHUAN制政权一样,清王朝也未能摆脱始兴终衰的规律。约从太虚诞生前百年起,即乾隆末年清朝已走上了下坡路。尽管清政权同样曾颁布极为严厉的惩治贪污腐败的法令,建立了以御史为核心的临察制度,以直达皇帝的密折制为主要内容的举报制度来贯彻执行,并辅之以强调修身治家的儒家道德自律。但由上而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的结构性缺陷,如果没有处在的分权、监督、制约的话,是无法由其自身加以弥补的。因此,几经反复,到乾隆皇帝宠臣和坤当权年间,贪污腐败的风气终于弥漫全国,仅和坤本人历年搜刮所得竟达白银8亿两之巨,相当清廷当时国库10年的财政政收入。更有甚者,连皇帝也为了把“关余”(即关税余额)中饱私囊,不惜国库亏损(即海关首先要向户部交足的关税定额因此没有完成)。官场内部上下勾构,卖官鬻爵,贪污舞弊成了集体行为,谁要抵制,那么自己反而会首先遭到排挤。在这种风气下,政治黑暗到了极点。政以贿成,不给官吏们好处几乎办不成任何事。为了贪赃时有一种安全感,传统的亲属关系、同乡关系、师生关系等等统统被利用起来,形成了庇护制网络,即所谓关系网。也是和坤时代,这一网络已经坚不可摧,以至只要没有分赃不匀而起的内哄,通常的告发由于官官相护,贪污者很难受到惩处。当然,最高统治者对此也不是一无所知,长此以往其统治的稳定会因此受到威胁。嘉庆皇帝执政之初,就着手进行了改革。他不担把和坤撤职抄家,还致力破坏和坤及其追随者营造的庇护制网络。但其ZHUAN制统治本靠家僚体系维持,彻底的惩治腐败就会摧毁其统治根基,所以他只能逐步撤换和败斥和坤一干人,重用刘墉等,号召公开批评朝廷中的问题……一阵风过后,不但旧病复发,甚至前门起点虎,后门来狼,变本而加厉。(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120-127、176-178)“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一切最后又转嫁到农民和市民身上。
  在豺狼当道的情形下,传统的社会秩序瓦解了,崩溃了。“土”追求升迁,无须勤奋读书,埋头公务,只需干谒权势,献媚上司,自然“适当”的礼品必不可少。“农”追求土地,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土地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命根,一旦失去土地也就意味着农民将无以为生。而土地的占有无须勤奋劳作,节俭积蓄,只需巧取豪夺。清代中叶以来,依仗权势的土地兼并已极为严重。道光年间,仅大臣琦善一家,就占有土地250余万亩。而据统计,嘉庆年间全国共有的8亿亩耕地中,1/10以上被安府及皇帝贵戚把持而为官田,官田之外的民田,也绝大多数被官僚及豪绅强占,农民中原有土地的人大多沦为佃耕农,靠租种土地为生。然而租种的代价是巨大的,必须缴纳占收成50%以上的地租。对自耕农而言,田赋虽未增加,但“陋规”(即朝廷允许的供官吏“养廉”的附加税)等苛捐杂税不断增加。难以计数的徭役,地痞的敲榨勒索,高利贷者重利盘剥以及鸦片贸易引起银贵钱贱,迫使农民用比以前多数倍的农产品换银两交税等等,以致大多数农民在经过一年的辛勤劳作后,其全部的收入所得竟无法维持最基本的自下而上需要。更有甚者,农民为偿租还债而不得不卖儿鬻女的人间惨剧亦时有发生。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生存背景下,大批农民皖于生计而背井离乡,四外流浪,甚至铤而走险,揭竿起义。“工”、“商”追求致富,而“采办”(政府以极低价强行收购)、征课、多重差役、厘金(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期间清政府允许各地在交通要道上设卡自行征收的商品税,也可说是买路钱)种种负担使得人们如果不设法逃税,那么手工业的手艺贬值,辛苦的长途贩运也无利可图。而要逃税,又必须寻求关系网。概言之,士、农、工、商,所有的传统社会阶层都已无法告诚实守法的劳动生存,迫使善良的人民为匪为盗,或者吸食鸦片等自甘堕落,因为它们面前已几乎没有正当的出路,社会纷乱到了极点。这使儒家道学家在当时仍在鼓吹的仁义道德成了辛辣的讽刺,使投机钻营成为时尚,使社会伦理濒于崩溃。这又更加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与不安。
  佛法不离世间,与社会息息相关的中国佛教在此时亦面临严重危机。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几经兴衰,到明、清之际,因内外原因再度隐入困境。其内因主要是信仰的衰落以至丧失。清朝中期以来,随着社会局势的日趋动荡,佛教拥有的颇为丰厚的庙产(如当时镇江金山寺拥有良田万亩,常州天宁寺有文字记载的寺田亦达8500亩),以及在不知内情的外人看来,相当清闲安定的生活对衣食不保、生计无着的破产农民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虽然当时出家僧人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而众多农民还是为谋生而将子女送入寺院出家。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全国僧尼总数已逾50万。然而大批小农不是为了信仰而是为贪图安逸与享受才出家,甚至有因各种劣迹为避官府缉捕而遁入佛门者,使表面上僧侣人数虽增,整体素质却大大下降。这是内因,对佛教的长远维持大为不利。对宗教而言,信仰的丧失乃万恶之源。清末佛教信仰丧失的外因则与1851年洪秀全领导发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有关。在长达十多年(1851~1864)的时间,太平军无后占据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十多个省份。打着“拜上帝教”旗号的农民军所到之处,对所谓异教一概排斥,极力摧残。大量佛寺、道观、神像、经卷自然也难幸免。这对本已衰落的中国佛教而言,无疑又是雪上加霜。
  苦难的时代、邪恶的时代也就是涌现具有超世魅力的偶像人物的时代。当然,与其说这些人物非凡,不知说是苦难的大众出自摆脱苦难与邪恶的需要者而加意的拥戴和渲染。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侵略者挟着其军事、经济和文化优势涌入中国。种种不平等条约和贩卖毒品,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与文化危机,特别是1984年甲午战争以后,整个中华民族连生存也成了问题。原先中国人一向引以自豪的文化优越感也骤然被打破,换之为“万事不如人”的忧患感。救国压倒了一切。在救国必须变法、救国必须革命的口号先后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之下,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宗教救国的主张也纷纷被提出。中国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交织一起,呼唤着非凡人物。19世纪末年,也确实是英雄辈出的时代,翻开近代史,军事、政治、经济、科技、学术各界,哪儿没有传奇人物成就非凡?宗教界自不例外。

 

                            第一章  艰难玉成


    太虚的童年时代
    太虚的童年多灾多难,而且不像其他佛教大师那样有着神话般的色彩。他的出家虽有曲折,不过也就是因为是一个平常的孩子,所以要不得追求神通罢了。
  在动荡不安的1890年,恐怕谁也不会留意浙江海宁长安镇上一个小生命的诞生。在这年的1月8日,镇上的泥瓦工吕骏发迎来了他一生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孩子。望着襁褓中哇哇啼哭泣的婴儿,吕骏发不由得感慨万千。吕骏发原籍浙江崇德,祖上世代务农。幼年的吕骏发孤苦贫弱,由于生适乱世,家乡难以安居。因此十几岁时,他便将祖产田宅转托族人照料,而自己孤身一人,外出打工谋生。几经流离,来到海宁长安镇,在一个建筑队当上了一个泥瓦工,并且一干就是十几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吕骏发以他的勤劳、朴实渐渐赢得了周围同伴的喜爱,甚至还获得了工头张其仁的青睐,并被张其仁招赘为婿。1889年春天,吕骏发与张其仁年仅16岁的女儿结婚成家。望着端庄秀丽、凄婉柔弱的新婚妻子,想到自己十几岁但离开家乡,外出谋生,在外漂泊多年,历尽艰辛,如今总算娶妻成家,能够享受安宁,能够感觉家的温馨,仿佛在风浪中颠簸多年,已遍体鳞伤的破船母终于找到了停泊栖息的港口,吕骏发心里不由得激荡起一阵了的幸福感。中国传统习俗总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儿子的降生无疑为吕骏发辛劳的生活增添了乐趣。从活泼、可爱的儿子身上,他似乎看到了一新新的力量,一种新的希望。像那时底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他希望儿子将来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为此,他专门请村里的占卜先生为儿子测算,说小孩生在农历己丑年、丁丑日、乙丑之生辰。在五行中缺金木水,因而为孩子取名叫淦森。望着新生的儿子,吕骏发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和满足,他把这种巨大的喜悦化作更勤奋的动力。便要攒起足够的钱,供儿子读书,让儿子将来能跻身仁途,甚至出将入相,而不必像他这样靠卖苦力谋生。
  然而,在社会秩序崩解的时代,吕骏发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加倍的劳作没有换来应有的报酬,只是落下一身病。他不久便重病突发,在生下淦森的第二年秋天竟猝然离世,年仅28岁。他的经历是乱世中老世,使这个本来还有着天伦之乐的三口之家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感到了深深的绝望。她原想带着淦森去崇德,也就是吕骏发老家,依族人寄居,但遭到了拒绝。为此,她只能带着年幼的淦森,暂时寄居在娘家。3年后,由于生计艰难,在娘家也无法再呆下去。她只能抛离骨肉,而把年仅5岁的亲子托付给母亲,也就是淦森的外祖母,自己改嫁到石门县洲全镇上一户李姓人家。淦森虽小,已有些懂事,他哭啊闹啊,又不得不离开母亲,幼小的心灵充满了凄苦。他不知道在他漫长的生命旅程中还要遭遇多少生离死别的无奈,还要面临多少艰难困苦的折磨。也许多年以后,长大成人的淦森偶而想起丧父离母的幼年经历,会更痛切地体验到,其实在我们生活着的这个大千世界,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也无法改变的,我们即使不愿也只能默默承受。但一个人的整个一生中,只要不绝望,不失信念,善待他人,总有苦尽甘来的一天。
  在吕淦森的整个少年时代,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恐怕就是他的外婆了。外婆姓周,原是江苏吴江地区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因家境优越,小时候曾续书识字,因而虽是女流之辈,却见多识广,为人做事坚决果断。周氏早年结婚后,曾生了个儿子叫子纲。不久,因为太平军与清兵对峙,战争连绵,在家乡无法安居,便带着儿子处出避难。同经周折,来到了长安,后来又嫁给当地有名的泥水工头张其仁,并生下一个女儿,这就是淦森的母亲。外婆早年生活动荡,因而到了晚年,虔诚信教,道佛不分,并且常年居住在离长安镇三里之遥的大隐庵。淦森在母亲改嫁后,便随外祖母同居庵中,这时外祖母已60岁了。淦森住在庵中,生活起居全靠外祖母照料。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还有外祖母前夫生的儿子,也就是淦森的小舅舅张子纲。子纲幼年时便随母亲来到长安,自幼聪明令俐,熟读诗书,曾经参加过童子试,心想科举及第,步入仕途。后来用功过度,患难与共上吐血症(肺结核),为治病又染上鸦片瘾,日子逐渐变得穷困潦倒。他可以说是社会失序和鸦片贸易的双重学害者。从此他再也无心科举,便在庵里开设蒙馆,以教学度生。因而淦森在庵里受到外祖母无微不至的生活照料,使他孤若无依的幼小心灵感受到一种温暖和慰藉。他生活中最早的能够明晰回忆起来的印象,就是庵内观音龛前的琉璃灯。有一次,他注视着外婆把灯放下来,添了油,燃了火,又扯上去,想象着那背后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在牵动着。(《太虚自传》)这是他意识和想象的萌发。无疑,闪亮与神秘激起了他的好奇。与此同时,他开始在舅舅的蒙馆里跟着舅舅读书识字,并且取学名沛标,生活暂时安定了下来。
  然而好景不长,这天小淦森正上着课,突然感到浑身不适,一种说不出的难受让他几乎无法支持,等到外祖母闻迅赶来时,已是脸色苍白。他还感到身上的一阵阵地冷,牙关紧咬,说不出话来。外祖母把他扶到床上休息。到了晚上,淦森忽然又发起高烧。一直守候在床边的外祖母焦急万分,并让舅舅连夜去找了镇里的郎中前来诊治。
  “怎么样,先生,到底得了什么病?要不要紧?”没等郎中仔细完,外祖母便迫不及待地问:“这孩子怕染上疟疾。”郎中沉吟片刻,一脸为难的样子说:“这病虽说一时尚无生命之虞,但一时半会恐怕也难以根治,只能好好调养着再说。”“唉,这孩子真是命苦呀!”想到小淦森自幼丧父离母,如今又染重病,外祖母不禁老泪纵横,“菩萨保佑,让这苦命的孩子是点好起来吧。”
  幸而,吃了郎中开的药,再加上外祖母的精心照料,淦森的病情很快好转了,但正如郎中所预料的,一直难以根治。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疟疾像阴魂不散的恶魔一般始终困扰、折磨着年轻的淦森,也严重影响了淦森的正常生活。身体好一点的时候,淦森便在舅舅的蒙馆里跟其他孩子一起读书,而更多的时候是淦森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独自忍受病痛的折磨。听到不远处传来的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以及他们课间游戏发出的欢快笑声,淦森的心里充满了苦涩:为什么别的孩子都人父母疼爱,那么健康,那么快乐,而偏偏他被剥夺了这一切,要独卧病榻?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这种痛苦的、毫无乐趣的生活到底还要维持多久?什么时候他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快乐地玩耍?他问苍天,苍天无语;他问大地,大地无言。有时候,他真想冲到外面去大叫几声:“啊!……”他幼小的心灵几乎难以承受困惑和迷惘的重压,时间一久,便只觉得一阵阵的焦躁不安,周围的一切,简陋的环境,沉闷的黑夜,都让他产生一种窒息般的感觉。说也奇怪,此外只有帝边不时传来的外婆的念佛声,能使他近乎狂燥的心渐渐平静。虽然他不懂外婆一天到晚念的是到底是什么,但他去从中感受到一种静谧、一种安宁,能使他暂时忘掉种种烦恼忧而归于一种平静,使他从焦虑不安中解脱出来直到安然入梦。
  就这样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小淦森都被肉体的病魔和心灵的焦燥时时缠绕着,自然学业也是时断时续,豪无进展。直到淦森8岁这年,才又跟着舅舅到钱塘江边的蒙馆里读书。白天,他踊着其他孩子一起似懂非懂地读《论语》、《中庸》;晚上,在微弱的灯光下听舅舅讲解。舅舅对个苦命的外甥也格外关照,除了给他讲解传统的儒家典籍外,还经常讲野史笔记、今古奇观。正是这些故事,极大地激发了淦森学习的兴趣。在舅舅循循善诱的教诲下,淦森逐渐开窍了,理解力也逐渐增强,并且能经常和舅舅一起对三五字的对联,以至被乡人誉为“神童”。
  1897年的秋天,久居小村的淦森第一次有机会出了趟远门。原来外婆多年来一直虔心修道,但中国自明未以来盛行三教(儒教、道教、佛教)合一,因而一般人往往神佛不分,外婆也受此影响,尽管住道庵,却时常前往名山大刹进香礼佛。这年她要去安微九华山烧香。淦森送外婆上了去九华山的香盘,竟死也不肯下船,吵着要跟去。外婆考虑路途遥远,淦森年幼,身体又不大好,本不想带他去。但拗不过淦森哭闹,只得带他前往。他们沿途经过并拜访了苏州近郊的小九华寺,镇江的金山寺等,最后来到素有“佛教四大名山”之称的安徽九华山。一路上,淦森每天听到香客朝暮功课,拜佛诵经,竟也随着背熟了各种常诵的经咒。淦幼居小道庵时所见过的塑像简陋。这次随外祖母往名山古刹瞻礼,见到庄严肃穆的殿堂供奉着高大的神态吕异的佛像,加上听到的各种有关菩萨、罗汉、神仙的轶闻趣事,真是大开眼界,心中充满了好奇。对菩萨他比较熟悉,家里也供着。那形态千奇百怪的是些什么呢?他们是人死后变的吗?他们为什么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为什么有的慈眉善目,有的凶神恶煞一般?外婆和其他许多人为什么要拜倒在他们面前呢?他们看得见我们吗?小淦森对一切充满了疑惑。虽然外祖母告诉他那拿伞、拿剑的叫“四大天王”,是保佑四方平安的,那在大雄宝殿中坐着的是佛祖,是保佑天下苍生的。他们在看着人间的一切,人要做好事,积善行德,就会得到保佑;人若是做了坏事,会受到惩罚,等等。但这并不能解除他心中的疑虑,淦森似董非懂地听着,心中只是对佛与金刚之所在产生了一种神往。
  这次历时近3个月的远游,大大拓宽了淦森的视野,也引起了他对佛教寺院的极大的好奇心。因此,第二年(即1898年)正月,淦森又一次随外祖母前往浙江普院山进香。普院山是位于浙江安安海县东150里海中的一个小岛,与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并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因而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普院山相传是观音菩萨的住处。据说唐朝时,有梵僧来到浙江。普院山相传是观音菩萨的住处。据说唐朝时,有梵僧来到浙江,在该岛潮音洞里看到观音菩萨瑞相,因而在岛上建屋居住,并依梵语“普陀洛迦”(意即光明,原是印度南方秣园矩国海中山名)为山取名。到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王舜封受派出使三韩(今朝鲜),途中遇大风流袭击,危急之中,舜封对着潮音洞方向叩拜,祈祷平安,因而得以顺利完成使命。因去后便将此事上奏皇上,于是神宗下令赐名普院观音寺。从此,凡是从生活费路来往于三韩、日本等地的人,途经此地,多望山归命,祈求平安,普院山也成为中国佛教名山中的观音圣地。山中除了有普济寺(见附照)、法雨寺两大古刹外,还有其他多所寺庵,因而也成为中国佛教徒经常参拜的名山之一。对淦森来说,观音菩萨也是救苦求难的象征。他从小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如今来到观音的本山,与家里的观音龛联系起来,使他感到分外亲切。外婆从小就指着观音龛,给他讲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传说,使他幼小的心灵也有一种希冀。外婆的想法与行为,对淦森影响最大。他晚年回忆说,正是外婆的熏习陶冶以及随她朝拜名山,使自己“养成了不畏大山大海,而好冒险,好远游的性情。”(《太虚自传》)自古英雄出少年,他的这种性情的养成,对其成长帮助极大。
  淦森此次随外祖母外出,除了朝拜普陀名山外,还顺道遍访了宁波天童、阿育王、灵峰等古刹,这些名山古寺的神秘奇异深深地吸引了淦森。他在幼年的眼光看起来,(事实并非如此)那些身披袈裟的寺庙僧人,那些年逾古稀仍精神矍烁的老僧,那些正值壮年却举止稳健的年轻僧人,他们伴着青灯古佛,朝课幕诵,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红尘之外,自成天地,极少受到外界的惊扰,因而一个个都显得那么安静而沉稳。联想到世间生活的艰辛,淦森的心里竟对此生出一丝钦慕。
  当淦森与外祖母回到家乡的时候,近代中国正经历着又一次巨大的社会动荡。甲午战争中,清朝老大帝国败于东邻小国日本,它带给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巨大失落恐怕要运运大于军事上的挫败。为此,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代英豪发动了“公车上书”,提出非变法不能救中国。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直接支持下,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大规模的变法维新运动,这就是历史上的戊戌变法。然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开头是冷眼旁观,随即动用武力进行镇压。谭嗣同等维新骨干惨遭杀戮,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因事先得知消息逃往日本而幸免于难。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黑暗时期。对淦森来说,也是国难国家接踵而至。就在这一年,淦森的外祖母不幸去世。外祖父的去世,使舅家一下子失去了顶梁柱,主要是经济上的困窘,使家道很快就衰败了。先是外祖父前妻生的儿子,即淦森的大舅因嫖娼而染病身亡,这也是因前途无望而导致的普遍道德沦丧的一例。随后几个表兄被迫外出谋生,紧接着小舅母也不幸病故,几个表妹则被亲戚家领去抚养,真个是树倒猢狲散,好一派凄凉景象!恐怕这种情况在浙江东部并非个别。
  而此时的淦森依旧跟着外婆,并在住在大隐庵的小舅舅指导下读书识字,几年时间里对《百家姓》、《三字经》多有涉及。小淦森慧质天生,记忆力超群,一般的文字,只须听先生教读几遍好可背诵,甚至只是听着其他同学读,也能强记着背出。只是由于体质孱弱,疟疾时发,加上仗着外祖母怜爱,时常跟她走东走西,不能专心致力学业,因而读书也是前读后忘,难有大成。
  转眼到了1901年,这年淦森13岁了。春天的时候,由于大隐庵的老道士去世,外婆被人接到另一乡村小庵居住,经济也较先前拮据。日渐长大的淦森亦无法一味依靠外婆,在形势逼迫下,他要考虑自食其力了。不久在外婆的推荐下,淦森到长安镇上沈震百货商店做学徒,开始学一些谋生的技能。
  就在这一年夏天,淦森的母亲张氏不幸去世了。张氏改嫁到洲全镇后,便很少再回长安。淦森懂事后虽也去过几次洲全,但因随外婆外居长安,在感情上对外婆更为依恋,因此每次总是匆匆而去,匆匆而回。在淦森的眼里,母亲是个聪秀端美,娇婉怯弱,虽不识字,但裁剪纫样样精通的能干女人。然而母亲也是苦命的,幼年时被严厉管教,16岁时结婚,然而一年后丈夫便死了,年纪轻轻成了寡妇。后来改退到洲全,生下二女一男,一家五口生活也颇艰辛,因而一直心情抑郁,多愁善感,终于在28岁这年不幸去世。接到噩耗,淦森急忙赶往洲全镇奔丧。然而毕竟相聚不多,母子情疏,在母亲入殓这天,淦森只是默默地流泪,竟不似一般人幼年丧母那样嚎啕痛哭。
  真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由于疟疾时发,在第二初,在店里充当学徒的淦森终因体弱而被店家辞退。淦森便又来到外婆居住的小庵,一边养病,一边读书。淦森以前曾读过《三字经》等启蒙读物,后来跟小舅舅读过《大学》、《论语》等儒家典籍。以后在不断的漂泊中,又听到过许多古今传奇,像苏武牧羊、昭君出塞等,还看过一些像《包公案》、《七剑十三侠》之类的小说故事。因此,此时的淦森已颇有些文思,读书之余便开始学着写些短文。不想这被一向好强的外被看见,深加赞许,觉得淦森天资聪慧,颇有文采,其文思之敏捷,非一般少年可比,若屈居乡野,未免有些可惜,倒不如让他读书应试,或许有出人头地的一天。然而如今淦森父母双亡,日常生活沿难维持,要想读书应试,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恐怕难以坚持。因而这年冬天,外婆带着淦森前往石门县,既是为了给淦森的父亲上坟,同时也想从父亲所遗留的房屋田地中变卖或租赁出一些,以便筹出资金、供小淦森读书之用。谁知等祖坟祭扫完毕,那些堂、伯、叔兄弟们聚在一起时,却说这些年由于社会动荡,老家光景也不好,父亲留下的房子淦森可以去住,但却不能出售、出租。至于说田产,由于安葬父亲,加上这些年不断修整祖坟,业已变卖干净了。或许是长年在外的缘故,老家对远道归来的淦森祖孙并未表现出太大的热情,相反让淦森感到一种冷漠,因此当外婆怂恿淦森出面争论时,后来为卫护佛教言词锐利、滔滔雄辩的淦森此时居然面红耳赤,无语可说。这次筹资当然也是无功而返。而这一切对年幼的淦森来讲无疑又是一种打击,人与人之间,甚至骨肉亲戚之间,仅仅为了钱财,情感竟可以淡漠到如此地步!真是世道坎坷,人心险恶,民生艰难!淦森的心里充满了苦涩。但到底是少年,转念他又想;这世上不知还有多少人无饭可吃,无书可读,无工可作。有朝一日,自己定要竭尽所能,让普天下人同享快乐。也许这就是淦森大悲心的萌芽。
  淦森随外婆又回到了长安,外婆也不得不断了让他读书应试的念头。在来年开春,将淦森送入长安镇朱万裕百货商站再当学徒。淦森在百货店当学徒,除了学些记帐、打算盘等商务,还要干其他的繁琐活,经常被呼来唤去,到卧房、灶房干些打扫、整理、劈柴、烧火之类家务。生性恬淡、散漫的淦森本无意商事,繁琐的家务更是让他疲倦和厌烦,好几次他甚至想一走了之,只是想到外婆已年逾古稀,处境艰难,因而不忍心再回去增添她的负担,只能竭力忍耐着在店里坚持下去。无论如何,都经坚持,淦森咬牙暗暗告诫自己。好在店里老板好看小说,因此店里堆着许多诸如《聊斋志异》、《水浒传》、《镜花缘》之类的小说书。稍闲。淦森便一个人静静地找些小说看,这些充满着豪情、侠义、机智和幽怨的传奇故事,伴随他度过了他心中的苦闷,每当液深人静,淦森辗转难眠时,不禁回想起懂事以来的种种遭遇父母的双亡,舅家的败落,父家的冷漠口感觉大德世界,世事实难逆料;芸芸众生,终身劳碌奔波。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一时间只觉茫茫人生,尽是苦海,心中不禁愁闷难消,万般凄苦。猛然间想起当年随外婆朝拜所见寺院僧人,他们远离尘俗,既无经商应试之苦,也无娶妻生子之累,丛林古寺之间,独赏高山流水胜境,晨钟暮鼓之中,荡涤功名利禄烦扰,真是逍遥自在,清闲快乐!有朝一日,自己若能出家为僧,徜徉仙佛之间,一旦得神通,还可救世间的苦难难。这倒也是一桩快事。淦森出家念头一起,便再也遏止不住,当下打定主意,日后定要去普陀山观音道场出家,叩仙拜佛,以求神通。主意既定,淦森顿觉畅快许多,于是便省吃俭用,悄悄积蓄盘缠,以远行作准备。随着时光流逝,淦森决心既下,心中越发难以忍受小百货店的繁琐、郁闷。到1904年4月,已攒了七八元大洋的淦森,终于借故离开长安镇,一个人踏上了远赴普陀的漫漫路途。
  那年4月的一个下午,天朗气清,春风和畅。16岁的吕淦森怀着一种庄重而虔诚的心情,将自己梳洗干净,换上一身清洁、整齐的衣服,将一些换洗衣物同平时积攒的钱打成一个包袱,然后悄悄掩上门,离开了百货店,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古镇长安。回望故乡,淦森心潮起伏,虽说这里的一切曾让他感到郁闷,甚至厌烦,但毕竟是他生活多年的故乡,尤其是对他有抚育之恩的外婆。这些年来,外婆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如今外婆年迈体衰,自己却要离她远行,不能尽赡养之孝。想到这里,淦森的心里不由产生一种愧疚,后来他始终未能再见离别时已年逾六旬的外祖母一面。1940年太虚访问印度时曾作诗感怀:“舍家已久亲族绝,所难忘者恩未酬!每逢母难(即生日)思我母,我母之母德罕俦。”(注释:我母之母,即太虚外祖母。)但愧疚感很快被即将孤身远行的新鲜感和好奇感所取代。当然,此时的淦森,更多地是被一种即将实现自己愿望的信心鼓舞着。初次孤身远行的淦森虽说缺乏社会经验,然而天资颖慧,加上读了大量的传奇小说,对市俗民情也有涉猎,因此一路小心翼翼,谨慎而行,这天晚上,淦森登上了赴嘉兴的航船,由于是晚上,船上旅客并不多,然而船上聚在一起说悄悄的话几个贼眉鼠眼的人还是引起了淦森的警觉。他所他们是小说里常看到的那些打家劫舍的流氓恶棍,因而心中颇多戒备,好在到天亮时般已到站,总算平安无事。淦森急急地下了船,当即走进戴生昌轮船公司,准备买票先到上海,再往普陀。谁知轮船公司经理看淦森衣冠楚楚,孤身远行,不由疑窦顿生,便询问起来:
  “如今世道艰难,旅途凶险,这位小兄弟为何孤身一人前往上海。”
  淦森因不熟悉,生怕道出实情会受人鄙视,因此,一时也不敢实言相告,只是说家乡战乱,随父母外出逃亡,谁知中途失散,只剩孤身一人。
  “那么,小兄弟将来怎么打算,可有亲戚投靠?”
  “尚未有具体打算,只能到处飘泊,随遇而安了。如今先往上海,如可能,想往普陀山出家,以避世间纷乱。”
  谁知经理的妻子在旁边顿生怜悯之心,说道:“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就遭此磨难,真是可怜。不如这样吧,我们住在上海,这次到嘉兴暂居几日,几时天后就回上海,到时你跟我们一起回上海,我送你同我女儿一起进学堂读书。”
  这时淦森才注意到在经理妻子旁边站着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女孩,穿着一身新衣,蓄着长发,显得十分端庄秀丽,只是眉宇间透着一种都市女孩特有的成熟和老练。此刻她正有一双仿佛会说话的大眼睛笑吟吟地望着淦森:“那可太好了,这下我可以有个伴了!”小女孩也帮着母亲盛情挽留着淦森。而对经理一家人的好意和热情,淦森一时踌躇起来,便决定暂时先在公司里住下来。
  以后的几天里,经理夫妇因心于商务,淦森便整天和他们的独生女儿呆在一起。淦森自懂事以来,除了几个表妹外,很少与年龄相仿的异性接触,如今与经理的小姐单独在一起,他不免显得有点羞涩而腼腆。好在女孩自幼生长在大都市,性格开朗而活泼,因此没有几天,两人便混熟了。两个年龄相仿的异性伙伴言谈甚为投机,他们常常结伴上街甚至去城外玩耍、游览。所到之处,到处留下了他们的欢声笑语,令旁人称羡不已。那些日子里,正值青春年少的淦森一改多年来的沉郁,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愉快。这使他暂时忘记了这些年来他所遭遇的种种艰难,焕发出一种昂然的、蓬勃的青春活力,以至对周围的一切产生了一种留恋之情。
  然而这种无忧无虑,尽情享受快乐人生的日子在淦森的生命里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在嘉兴逗留二十几天以后,经理妻子突然接到上海来信,说有要事要她立刻回去,接信后他们母女便连夜返回了上海。这对淦森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虽说她们临行前给淦森留了地址,让淦森有机会去上海找她们,然而他终于从梦境秀贩奇遇中清醒过来,猛然想起了此次离家外出的目的,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召唤着他,虽然看不到,摸不着,但他却难以抗拒。淦森毅然决定离开嘉兴,前往他日夜向往的普陀仙境!为了避免熟悉的人劝阻,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未完全放亮,淦森便悄悄离开嘉兴,登上去上海的轮船。等般靠岸时,淦森一问,谁知忙中出错,误上了开往苏州的船,但在平望了下船,问轮船公司,说往上海的船要第二天才有。淦森闲着没事,便到附近散步,也是因缘巧合,走着走着便到了莺豆湖边的小九华寺。望着似曾相识的寺墙,淦森猛然想起9岁那年随外婆去安徽九华山进香,曾途经此地并入寺烧香,此番原想去普陀山出家,谁知阴差阳错,竟来到此地,恐怕也是命中有缘,何不就在此拜求一师父出家。想到这里,淦森毅然走入寺中,正碰上监院士达法师,法师得知淦森的来意后,当即应允将其收留剃度,只是小九华乃十方丛林(由僧人推选各地贤德轮流担任住持的寺院),有规矩不能剃度徒弟。因而淦森只能暂时居住在士达屋中,闲着没事,便翻看士达屋里的藏书《济公传》、《西游记》、《封神榜》等,应有尽有。一日,淦森偶而翻到一部《万宝全书》,里边记载了许多求神通之法。一见之下,淦森大为惊喜,心想若照法习练,自己岂不神通广大?于是将其奉为至宝,一心一意依法修练,只想早日成仙。
  体认世间之苦不难,难在番知苦因。踏进佛门不难,难在深入堂奥。独修自了不难,难在发愿普度众生。太虚由于际逢众多名师,很快通过了难关。
  可是,寺院并非世外桃源。传统佛教事实上同样随着中国宗法社会的衰败而衰败。当时一般寺院主要弊端有三:一是即使旨在出“家”的寺院也无法避免以家庭为细胞的宗法社会影响,法师收徒传宗视为当然。大徒弟及门下称为大房,二徒弟门下为二房……徒弟之下又收徒子徒孙。久而久之,各房为争寺产,争地位,竞相剃度,也不问出家动机,不管品行好坏,只管人多势众压倒对方。已出家的也不修行,戒律形同虚设,和尚不像和尚,被称之为“房头患”。二是维护宗法社会主要靠宗法伦理的“孝”。这所谓的孝往往并非对长辈、父母生前好,而是在他们亡故后大摆丧仪排场,在做丧仪的人也十分慷慨,以为炫耀。清末佛道在此诱huo下,在儒家排挤下,大多沦为职业治丧者;信仰丧失,唯知攒单(攒,聚积。意,就是丧家给每个参办者的报酬),以享用与养老。三是在官场腐败风气的影响下,许多僧人一旦当上方丈,就为自己开小灶,设私库,恣意享受。上梁下正下梁歪,各职事寮房也私蓄茶果,陈列各种玩好器皿,除自己享用外,主要是以此讨好施主。甚至公然以寺院公有物品贿赂施主(表面是送礼),谋求个人或本寮房的好处。等而下之者如僧官与方丈的选拔不是靠品德与才学,而是与世俗一样靠钻营与人际关系;数十年戒坛不开,丛林之规扫地以尽;私创庵院众多,为豪强恶势力把持,竟成犯罪渊薮。甚至有的寺庙门前,四方流棍集结,屠场财场、酒楼妓院无所不有。寺仙僧人与晋棍相勾结,盗卖寺产,窝藏罪恶犯无所不为,至于戒律废驰,不讲修持,不闻讲经说之声更普遍现象。这一切的根源,便是信仰丧失。自然,也尚有少数寺院坚持着较好的道风。
  小九华寺因地处江浙要冲,更有往来于宁波、杭州、嘉兴间的由社会闲杂、散兵游勇出家的众多盲流僧出没。他们往往与寺外的流氓无赖勾结一气,酗酒斗殴,聚众财博,甚至强jian杀人,无恶不作。可以说社会上有的众多恶劣行径,佛门也有。这在初入佛门的淦森心里不免留下了阴影,原来佛门并不与世隔绝,世间险恶,也多有渗入,僧人之中也是良莠参杂。过几年他就明白了,佛教界如不尽革积弊,听凭等恶僧泛滥,且有正不压邪之势。
  十多天后,士达法现将淦森带到附的定个小庵里,亲自为他剃度,并取法名唯心。剃去须发,换上僧衣的唯心,顿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他只觉心底有了依靠,仿佛自己生来就是佛门中人,漂荡多年,如今终于回到真正的家乡。
  以后的日子里,唯心来往于灵岩山和浒墅关乡下,与过去比较,日子过得相当轻松。闲得没事做,便拿出《万宝全书》仔细研读,并依照里记载的隐身法之类练习,纪想自己有朝一日能练就神功,像小说里看到的那些飞檐走壁,几乎无所不能的神奇侠士那样仗义行侠,救苦救难。当然一切都没有效验,只是闹出了一些笑话而已。
  到这一年九十月间,士达又带唯心去镇海团桥镇玉皇殿拜见了师祖奘年法师。奘年看到他眉清目秀,五官端正,只是略显瘦弱,心下不由顿生怜爱之情。当得知士达为淦森已取法名,只是还需取表字时,便和士达、淦森一起提了太虚、玄冲等好几个名字,一时难以决断。“我看还是听佛的旨义吧。”奘年说着便来到韦驮像前占谶,得到的谶语是:此身已在太虚间。“于是为唯心取表字太虚,他日后便以此名名扬中外,成为中国近代一位声名远播的佛教大师。”太虚“二字也正表在字大师广阔宏远的心境,纤尘不染的本性,以及融洽无碍的佛心,展现了大师融通内在重重隔阂,突破现实层层限制,磅礴万物,融通真俗的一生。几天后,士达又返回平望,太虚则跟着奘师住在玉皇殿。奘年(即奘严),法名宽妙,系湖南人,1888年在湖南衡阳东洲罗汉寺出家,1903年到宁波天童参禅。他为人侠肝义胆,古道热肠,对太虚更是慈爱有加,悉心护持。当得知太虚身患疟疾,多年未愈时,便带他往镇海城看病吃药。后来又从峨眉山购得滋补参药,为其调养。在奘年的尽心调理下,折磨太虚多年的疟疾渐渐痊愈。奘年是太虚一生遇到的从多恩师中的一个。实际上是他把太虚领进了佛门,太虚不但治好了身患的病,也在他的言行中体会到佛教尚存的优良传统。在以后的日子晨,每逢太虚在生活和事业上遭到挫折,奘年也总是给予关怀和支持。尤其是1924年,太虚在江苏泰县光孝寺举行讲经法会,奘年竟特从宁波赶来听他徒孙讲经,引起了轰动。这一切都使太虚受惠终身。1904年11月,奘年看到太虚身体日趋康复,便带太虚前往宁波天童寺受戒。一般来说,若想出家取得僧人资格,必须经过一定的手续。首先要请一位僧人作自己的“依止师”,归依他为弟子,剃除须发,受沙弥戒十条,便可成为沙弥(小和尚)。沙弥至20岁时,才可由长老大德为其授比丘戒。受过此戒才真正成炎比丘,即出家僧人。因比丘必必须具足一定条件,即一定的监察僧人、一定的戒坛、一定的法会誓约程序。才能授受,故又称具足戒。是年,奘年就带太虚去受比丘戒。
  这天凌晨,天刚五更,太虚在奘年带领下进入天童寺。进寺一看,只见佛殿上聚集着数百僧众,正在聚精会神地做早课,这使太虚顿时产生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不久,受戒开始了。先是看到一个相貌魁伟的中年和尚在讲话,其声音洪亮,令听者顿生敬畏之心,原来他就是传戒和尚,当地在佛教界声望卓著、居于领袖地位的敬安法师。敬安,字寄禅,俗姓黄,名读山,系湖南湘潭人。他自幼父母双亡,与弟弟一起被族人收养。虽然好学,但因家贫而不得不中止学业,靠替人放牛为生,并顽强坚持自学。有一天,他放牛遇雨,避到村中,听到有人吟诵“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的唐诗,联想到自己的身世,不由得潜然泪下,恰遇同村塾师经过,被其好学精神感动,便让他一边为私塾帮佣,一边跟着读书。面对此艰难处境,小读山的性情难免有点多愁善感。据说有一次他看到风雨过后满树鲜艳桃花凋零殆尽,不觉失声痛哭。由此感触到人生苦短,稍纵即逝,于是他萌发了出家念头。1868年,终于投湖南湘阴法华寺,从东林和尚出家。不久又往衡阳仁瑞寺从释志恒参禅。22岁时行脚江、浙,遍访名寺高僧,请求开示解脱之道。可随着传统社会衰落崩解,佛教事业也显得内外交因,危机重重,致使本为追求“出世”而入佛门的敬安开始关注现实,并将振兴佛教为已任。1884年后,敬安先后任衡阳罗汉寺、衡山上封寺与大善寺、宁乡沩山寺、沙神鼎寺、上林寺等寺院住持,兴誉日盛,成为当时佛教界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之一。1902年他应邀担任浙东名刹宁波天童寺住持,使天童中兴,享誉禅林。敬安是太虚在佛门所遇又一名师,其言行举止对太虚思想、性情以及事业的影响与帮助更无第二人可及。为此,敬安也深受太虚一生景仰。
  在受戒仪式上引起太虚注意的还有开堂师净心。他负责指挥众人威仪进止,其态度之雍容和蔼,使年少好奇的太虚对种种礼仪不仅不感厌倦,反而平添一分兴趣。而教授师了余的态度从容,语音清晰以及纠察师圆瑛的纠纠英姿都给太虚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更有素享声望的北方高僧道阶,应敬安之请,正在天童开讲《弥陀疏钞》,这次也来担任尊证师。在为太虚香疤时,他与奘年一起专门在旁护持。这次与太虚一同受戒的共有120余人,而年仅16岁的太虚在其中尤显年幼,因此当师傅问他是否年满20岁是(受具足戒者必须满20岁),太虚虽按事先教导回答已满,但想到出家人不能说谎,心中终有些忐忑不安,以至于很长时候里太虚却不敢自称比丘。但在当时并未对太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各位传戒师傅对他的特别关照,使他很快淡忘了这一小小插曲。当事后奘年领着太虚专程去拜谢道阶时,道阶对太虚温语开导,殷勤勉励,嘱他勤加修习,早成大器。了余法师也对太虚极加夸奖,而敬安更是对太虚期许以唐玄奘之资质,并特意叮嘱奘年,对太虚更要多加维护。他认为太虚天资聪疑,心地善良,性情虽好动,但若加以悉心调教,假以时日,必成大器。为此,敬安还专门修书一封,介绍太虚前往宁波永丰寺跟歧昌法师阅经习文。歧昌,别署水月,自幼出家于江苏永丰寺。当时在江、浙佛教界因精通音声佛事,善唱水陆忏文而闻名,并且文字功底颇佳。当时宁波僧界,文字最好的是敬安,而一般应酬文字,像书笺、缘起、疏启等,大都请歧昌法师做。歧昌之道德高尚,修行精深,尤受僧界敬重。他待人温熙如春风,从不见有厉言疾色。这也是太虚仿效的榜样。
  太虚初入佛门,一下便际逢从多名师,奘年、道阶、歧昌、了余等都是当时一时之选,敬安更居佛界俯视地位。而从多名师可能亦感受到佛教在传承方面的危机了吧,对当时年仅16岁的太虚情有独钟,刻意栽培。自然,这两方面都非偶然。那时中国社会腐败,整个传统佛教也是弊窦丛生,危机四伏。但江浙地区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佛教优良传统的保存比起其他地区来犹稍胜一筹。尤其敬安由湖南来到浙江后,在他的周围几乎聚集了当时的佛教精英,如道阶就是他特意聘请来的。然而当时一般僧人素质低劣,据说当时有的拥有三四百僧众的名山大寺居然找不出一个能写三百字通达书信的人,问其经义佛旨,不是胡乱回答,就是一问三不知。初出家的沙弥更是大多为文盲,进佛门混饭吃。在此背景下,年幼的太虚便显得出类拔萃了。太虚自幼跟随小娘舅接受传统儒学教育,不仅《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背得滚瓜烂熟,即使《大学》、《论语》、《中庸》等儒家经典也早已熟习,而对今古传奇、野史轶闻的涉猎了使他大大开阔了视野,远比同龄人更显成熟。加上他天资聪慧,时已略谙文字表达技巧而于吟诗作文初显根其。另外,独特的生活经历又使他对寺院环境、经文念诵极为熟悉。尤其是他善根深植,少小已历经磨难,多见世间污浊而不染。这与唐玄奘、敬安的少年经因都极为类似。当此国难法难交织之时,敬安等一代高僧心中所想自然不是个人的自修自练了,而是如何复兴佛教,如何拯救浊世。因而其译人标准也偏重于将来是否能承其衣钵,有益大业,进而担当如来大来,一方面也要有一定的学识修养。太虚这样的小沙弥,自然成为他们着力培养的理想人选。此外,太虚在授戒过程中还有着与众不同的出色表现,在戒堂上,记忆力超群的他将要背诵的毗尼日神用及少弥、四分、梵网戒本,以及各种考问答案,都背得滚瓜烂熟。甚至有一次演习问答,戒堂之上能答得完全的仅有太虚一人。由此看来,众多名师在平庸僧众中独独出心裁属意太虚,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怪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些名僧对太虚无论是个人成长还是事业发展都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帮助,成为太虚生命旅程中永远也无法忘记的良师益友。首先是他们的着意调教,然后是太虚自己的超常努力。没几年,年轻的太虚便深入素称浩瀚的佛学堂奥。1904年冬天,因敬安的推荐,在奘年的护送下,太虚来到宁波永丰寺踊歧昌法师读经习文。歧昌对太虚也极为器重。在歧昌指导下,太虚开始诵读《法华经》。《法华经》亦即《妙法莲华经》,为大乘佛教经典中一部重要典籍,亦为佛教天台宗主要经典。经文采用诗、譬喻、象征等文学手法,来赞颂佛陀,称释尊成佛以来,寿命无限,以各种化身,种种方便说法,并将声闻、缘觉、菩萨三乘归于佛乘。该经调和大乘与小乘佛教的各种说法公歧之处,归结为一切众生皆能成佛,因而影响学会远。经文共分二十八品,太虚以其超常智慧,至第二年即将《法华经》读诵得烂熟于心,并常能每天默诵二三部,甚至仅用不到两小时时间便将七卷《法华经》全部背完。闲时太虚也常翻看杂藏,尤其喜爱看《指月录》、《部僧传》、《凤洲纲鉴》等,并常将禅宗语录中的话头独自参究。1906年的春天,太虚开始诵读《楞严经》。该经主要宣说世界万有皆由心所造,人们认识的主要对象不在外界,而在内心。因而人的种种迷悟,其根源在无始以来的习气及未了知佛法,若能彻悟意识本性,则可臻于无所分别的境界。综合《法华》、《楞严》,所谓神通,只不过十种仙之一,离成佛甚远。即时一步,亲证悟道初果,亦不过自了汉罢了。(注释:自了汉,“自了”,意即只顾自己了生死,脱苦海。自私自利,不顾众生苦难。这完全违背了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根本精神。“自了汉”就是这样做的人。)只有菩萨发心,上求下化,自度度人,出世不离世间,才是正道。由此,太虚对中国传统佛教教义已从知佛上入门,经过了由仙佛不分至不乘,由小乘至大乘的几阶段。所以,他至晚年还坚持为《楞严》这部被宣称为伪经的中国佛教经典辩护。但18岁的太虚之佛学造诣已远超同辈,以致他自己“矫然有鹤立鸡群之概”。

名师的指固点然重要,挚友的帮助也不可缺少。正是与挚友义结金兰的盟誓中,少年太虚便立下了终生不渝的以佛法救世度人的大志宏愿。

 

  阅经之余,太虚还买了《佩文诗韵》,跟善写诗文的歧昌学写诗文,也认识了歧昌的一些诗友。中国历来讲求“以文会友”。擅长传统的诗文对太虚对交僧界精英以及与社会名流沟通帮助极大。歧昌法师的诗友中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僧人引起了太虚的注意,一问果然以前见过面的,名叫圆瑛。当初太虚受戒时,他曾在职天童寺任纠察师,因而给太虚留下了较深印象。圆瑛,俗姓吴,名亨春,法名宏悟。1878年生于福建古田,幼年习儒。甲午战争败后,对儒学失望与南向受挫一起,使他顿觉人生如梦,亟思舍俗出家,1895年在大病一场后,遂到福州涌泉寺剃度。次年受具足戒,此后学律仪,修苦行,四处参学。由于他颖慧好学,转承多师,得以贯通天台、华严宗教义,尤于禅宗修持,造诣精深,曾作偈云:“山穷水尽转身来,迫得金刚正眼开,始悉到家无一事,涅盘生死绝安排。”圆瑛自26岁起,师从敬安参学,长达6年之久,后来成为敬安在宁波开创的近代佛教事业的主要继承者。太虚出家时,圆瑛正在天童寺。圆瑛当时也颇好诗文,在宁波僧界亦渐以擅长文字见称,因而时常拿了诗文到永丰寺与歧昌切磋,因此结识了太虚。圆瑛得知太虚也正在学写诗文,便经常与之晤谈,两人因此结下了友谊。这年夏天,道阶法量央天童寺开讲《法华经》。太虚因在阅读经文及禅宗语录过程中,领悟与怀疑交织心中,许多地方不甚明了,而以善做法会著称的歧昌在佛理解析方面很难给太虚更多的帮助,于是太虚向歧昌法师请假,入天童寺听经。太虚起初住在禅堂,也因此熟悉了住禅堂的禅和子团体生活,诸如坐香、跪香以及吃放参、敲叫香、当值、出坡等等。当时讲经大抵是《法华》、《楞严》、《弥陀疏钞》,不是依“天台四教仪”讲,便是依“贤首五教仪”讲,因此学讲经的必须先学会天台四教或贤首五教的架式。太虚起初因口音差异,加上又没看过注解,因此听经时大半听不懂。过了五六天后,口音渐渐熟悉了,又看了几种注解,加上他超出常人的记忆力,因此几乎或以把听的经全部记下来,为此颇受法师称誉。有一次,由于几个老听经者在道阶面前交口称赞太虚,道阶就故意抽太虚复讲最难讲的《法华经》“十如是”章。该章经文没几句话,因而有些人仅讲两三分钟便草草收场,而太虚升座开讲时,则将他看到的、听到的、记住的有关内容触类旁通,大讲特讲,一口气讲了近两小时,使听经者无不感到惊异。
  听经期间,太虚也常听禅师讲开示,而修行高深的敬安所讲的开示往往最为精警,有时他在路上碰到太虚,也常常提起话头让太虚参究。有一天夜里,太虚进入方丈室:“是谁?”太虚赶紧摆脱了,礼拜而退。这使太虚领教了禅门的棒喝。又有一次,道阶法师讲经时在法座上说:“《法华经》本文没有带来,哪一个把本文送上来看?”便有一人送了上去,道阶说:“你这是注解,不是本文。”这时太虚空着手走上前去,对法师拜了一拜。法师说:“你却将本文拿上来。”说完便离座走了。这事在听经者中传开,大家都认为太虚已经参禅有省,少年有成。其实这不过是他学着禅宗语录的样子弄些花头而已。由于太虚非同寻常的表现,深受道阶器重,没多久,便让太虚住到法师寮中,专职检核查对经书。太虚借此机会阅读了法师携带的各种图书,尤其是《弘明集》、《广弘明集》、《法琳传》等,这些都是佛教为弘扬佛法而与儒道辩论的护教文字,给太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他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佛教徒,在宣扬佛法的同时,还有责任护持佛法,对诬谤佛教的言论,应不给任何面子予以坚决批驳。
  此时圆瑛也正住在书记寮听经,因彼此早就相识,因而听经之暇,便与太虚常常聚一起,谈诗论经。时间一久,越发觉得两个情志若一,意气相投。有天两人又谈及佛门是事,深感世风日下,殃及佛门。一时间意气奋发,豪情顿生,发愿要为佛国栋梁,宏法利生。圆瑛于是提议:“你我本是世外之人,四大皆空然则虽是身居方外,却也系相尘中。弟虽年少,却聪敏过人,况且有志精进,弘扬佛法。我投身法苑,访友甚多,唯感与弟情投志合,气求声应。你我何不结为兄弟,同参佛法,共济苍生。”太虚一听之下,立即响应:“我也正有此意,我虽年幼,然近年所见所闻,多不如意,世道坎坷,民生艰难,法门败坏,佛道衰微,如今你我如为兄弟,誓当互爱互助,同证菩提,作法门砥柱,以振光佛法,普度众生。”1906年9月3日(农历七月十五日),这天正是佛教“自恣日”,按规定,僧众应集结一堂,互相检举或自报一切所犯轻重不合戒律之事,从而忏悔。就是这天,时年29岁的圆瑛法师与年仅18岁的太虚在宁波天童寺御书楼订盟为兄弟,发愿彼此同亲同骨肉,同参佛法,同成正觉,弘法利生,救国救世。太虚深藏心中的因己之苦,念及他人之苦的同情心,就此升华为无缘大悲。这颗菩提树苗,就此渐近成材。
  1907年的夏天,太虚再次去天童寺听道阶法师讲《楞严经》。一同听经的一个和尚带有多种注解,太虚便借了看,对其中的《楞严蒙钞》、《楞严宗通》更是爱不释手,因为它们证实了自己先前对经文的理解。闲时,他还听道阶讲“相宗八要”及“贤首五教仪”等,然而太虚并不满足。在听经时,太虚听道阶谈起,要想了知佛法,精通教义,必须阅遍藏经。这使太虚很想试着阅藏,尽管他已知道大藏之浩瀚。然而寺院藏经楼所藏佛典被僧侣视同法物,均束之高阁,顶礼膜拜,一般不对外开放,对内也很少开放,因而不易阅览。谁知当太虚将此心愿告圆瑛时,圆瑛当即表示:“这有何难?我与汶溪西方寺净果和尚相熟,可介绍你前往那儿藏经楼阅藏。”“这可太好了!”太虚难以抑制心中的兴奋,“事不宜迟,待此处事了,你我一并前往。”等天童寺经期结束,太虚回永丰寺取出衣单,便拜别了歧昌法师。
  告别歧昌后,太虚由圆瑛亲自陪同前往汶溪西方寺拜见净果和尚,并住在藏经楼阅藏。当时与太虚一同阅藏的尚有多人,其中不少是民国佛教中坚人物,如后来成为镇江金山寺方丈的净宽,成为沙市章华寺方丈的本一等,而让太虚日后终生难忘的则是昱山。昱山,法名慧月,别署懒石,原籍常州,早年曾在官府衙门办事,年近三十的时候,偶然听人宣讲佛法,心有所动。他深感宦海险恶,人世多罪多苦,因而前往普陀出家,并在天童寺与太虚一同受戒,不久便到西方寺阅藏经。太虚刚到西方寺时,昱山便热情地迎接他并帮着他铺设寮房,使太虚深感亲切。在西方寺,太虚上殿、过堂、经忏之类都不用去,只是一心阅藏。《大藏经》是由印度和西域传译到中国的大、小乘经、律、论及高僧史传等汇编而成的一大丛书,因经文卷帙浩繁,集成所有经籍,故要吃饭一切经,为佛教佛、法、僧三宝之一。一般认为,佛在世时,以佛为师。佛涅盘后,以法为师,即“见法即见佛”,因而在佛门弟子心目中,《大藏经》是“法有所依,教有所据”的法宝,神圣异常。大藏典籍可分经、律、论三种,故又称三藏经,其中经是释迦牟尼的说法、开法和讲说,律是释尊所制定的戒律和僧众生活的规章制度,论则是释尊的弟子诠释经文,论述义理的典籍。太虚初阅藏经,面对煌煌巨著,一时无从下手,因而最初一二个月中,只是从《大藏经》中随意抽出《梦游集》、《紫柏集》等没系统地乱看。有一天,一起看经的一位70多岁的老法师为他叹惜道:
  “你这不是看经的方法,像你这样东拉西扯的看,到哪年哪月才看完?”
  “弟子向无经验,还请老法师指点。”太虚满怀敬意地说。
  “你要从《大般若经》天字第一函看起,规定自己每天看多少卷,按次序从经看到律、论,这样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把《大藏经》全部看一遍。”
  太虚一听之下,如同当头棒喝,当即调整方法,收心摄神,排除杂念,集中精力,规定自己先从《大般若经》看起,必须每天看完1~2卷。这样用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大般若经》也将渐渐看完,太虚感觉自己身心也日趋平和宁静。这一天,太虚正凝神看着经文,渐渐感觉自己的精神也完全融入经文中,刹那间,只觉自己身轻心安,心神合一,肉身越来越大,越来越轻,越来越空,渐渐地与宇宙融为一体,分不清哪是自身,哪是万物,一片寂静澄明之中,唯有湛湛灵光,明照无边,红尘俗念,尽如烟云散尽。太虚觉得自己似乎在茫茫天宇自由翱翔。内心完全沉浸在一种比的喜悦和空灵之中。等到太虚从这种超凡入圣的心灵体验中清醒过来,一看时间,不知不觉中早已过了几个小时,而在随后的好多天里,太虚的身心依旧沉浸在一种轻清安悦之中。经过这次独特而神奇的生命体验,大虚和身心仿佛经过了一次脱胎换骨般的锤炼,心灵透脱无比,萌生无尽智慧。他用了几天时间,将乘下的《大般若经》全部看完,又开始阅读《华严经》,只觉心智透脱无滞,先前参禅阅经所存疑团一概冰释,对所学教义皆能活学活用,随心所欲。吟诗作文,更是文思泉涌,伸纸飞笔,随意抒发,往往一写几十页纸,没多久竟了近十万字。其言行举止亦是意气奋发,异乎寻常,以至一同阅经的昱山、净宽等人均大感惊讶,以为他参禅打坐,走火入魔,引发禅病。然而这是太虚因阅经触发而初悟佛法,并由此引发的大智慧,断非一般禅病。因而太虚在蜕脱身心,得到解脱的同时,日常仍以平常心生活,像平常一样饿了吃,困了睡。其实此时太虚已亲证初果,以前他对佛法不过知解而已。由于亲证,他对佛教的信仰已万牛入社会各阶层,摄取现代各派思想学说等等,都不能动摇他的基本信仰。
  1908年的夏天,太虚应净宽等人邀约,离开西方寺,前往宁波七塔寺听谛闲法师讲“天台四教仪”。谛闲,法名古虚,浙江黄岩人,曾以卖药为生,后因资本拮据,投临海白衣寺出家,曾在慈溪芦山寺、温州头陀寺闭关潜修。后在金山参禅,得天台教法于端融法师,在佛学界广结法缘,负有盛名。其讲经提纲挈领,辞约义丰,答难析疑,中肯深入,成为当时讲经法师中一位巨擘。这年他在七塔寺开讲《四教仪集注》。讲经期间有人问:“如何区别七识、八识?”
  谛闲答道:“七识无体,八识有体,以此为别。”
  其时太虚已学有所成,只感忍俊不禁。他勉强收住了笑,插问:“七识无体,唤什么做七识?”
  “七识以八识为体。”
  “七识无体,谁依八识?”
  “七识本皆无体,都依八识为体的。”这里,谛闲似已招架不住。这一问题在法相学中也是难题,何况谛闲擅长开台学,对此并未深究。
  太虚毕竟年少气盛,抓住破绽依然不肯放过:“然则不唯第七识无体,前六识亦应无体?”这下有些惹恼法师了,谛闲转口斥道:“你说前六识亦无体,是断见(独断的见解)!”
  太虚话到口边更不放过:“然则第七识亦应有体?”
  “这又是常(庸常)见!”
  太虚大声抗议:“一切法本来是常(恒久)住的。”这里谛闲已不是就理论理,太虚更是诡辩。众人见太虚年纪轻纪,竟与知名老法师申辩教理,极为震惊。谛闲也为之语塞,过了一会才微笑着说:“一切法本来是常住的,但恐你不会!”太虚也一笑而罢。听众中有人非议太虚,认为他不应冲撞法师,然谛闲本人却不以为忤。从教理上来说,前六识即眼耳鼻舌身(都属感觉)加上意识(理性认识),当然有体(相)。第七识末那识,即自我意识,也应有体(相)。第七识末那识,即自我意识,也应有体(相)。第八识即阿赖耶识,也可称无我意识,一般深藏不露,常人身上虽有种子,奈何去何从被无明所掩,故也可说无体。讲经法师拿手的是背诵,也许这是法师在背的时候把七八两识有体无体搞颠倒了,或者太虚晚年写回忆录时转述有误。不管怎样,太虚对这场争执有深刻印象的肯定的,他自己早已对这一难题有了深刻领会。因为无我意识是与菩萨的救世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超越自我的意识,有了它,才能“转识成智”,摆脱一切世俗偏见(我执)、一切对佛法的错误领会(法执),从万事万物的本来面目上洞察一切。
  恰在此时传来消息,太虚盟兄圆瑛因为寺产纠纷,被拘禁于宁波县衙。闻听消息,太虚心急如焚,即刻致函敬安,欲央其营救圆瑛。然信函中语气偏激,甚至有指责敬安没积极营救之意,这也是太虚年轻气盛,做事未免心急求成,然其侠肝义胆,济世救人,豪气可嘉!敬安因世事难周全,一时救圆瑛不得,本自烦恼,今得太虚来函,怪其不明事理,深为恼怒,当即赶到七塔寺对太虚当面叱责。太虚方悔先前因救急心切,语欠思量,以至得罪师长。于是未及将谛闲讲的“四教仪”听完,便避往平望小九华寺。
  到了秋天,事态渐已平息,太虚也取得了敬安原谅,便又返回宁波。在1909年底,太虚又进西方寺阅藏。到1911年秋天,应昱山邀约,太虚三进西方寺。屈指算来,太虚在西主寺立阅藏,三进三出,总计一年多时间。太虚原欲在西方寺遍阅大藏,精研佛法,然终因世事纷扰,未能如愿,以至日后回想起来,亦深感遗憾。而阅藏时所结交的生平益友昱山,为人纯真高洁,对太虚多有督策,每每想起,太虚内心都难以平静。尽管如此,西方寺的阅藏经历,对太虚一生都影响深远,它使太虚蜕脱凡俗,初悟佛旨,超俗入真;也为其日后宣教弘法,深植根基。这一根基,主要是在渐修的前提下,由阅《大般若经》而触发,达到了亲证禅悟的神奇境界,也领会了敬安所继承的禅宗优良传统,包括使佛教中国化、入世化,并在反对偶像崇拜之类的迷信,反对烦琐哲学、教条主义的同时,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丛林制度等等(参见邓子美《略论太虚大师之禅》)为此,太虚对介绍其人寺阅藏的圆瑛法师一直深怀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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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太虚大师传(一) 责任编辑:正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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