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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传(二)
2011-03-25 19:01:25 来源: 作者: 【 】 浏览:2555次 评论:9

第二章  侠情豪气喷涌


   太虚的青年时代
  在深厚的传统佛学根坻之上,太虚的学养又先后受到代表时代潮流的维新和革命学说的激发和滋润。无疑,这些都是中国开始面向世界的最新思想成果,经过太虚以佛理加以初步贯通,他的眼光已远远超越僧界同辈。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代精英,力救亡图存而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虽然在顽固派势力的极力阻挠和镇压下,仅历时一百余天就以全面失败而告终,然而康、梁等人在“大同三世学”旗帜下宣扬的西方进化论,在孟子的民本主义掩盖下鼓吹的民主主义思想却如激流奔腾,在全国各界,尤其是文化思想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康有为在其所著《新学为经考》中,断然指出清朝政权的理论基础是建筑在汉儒伪造的经典之上,从根本上给顽固派“敬天法祖”的理论依据以迎痛击,极大地动摇了延续几千年的ZHUAN制统治。1895年,维新派举办的第一份报纸《中外纪闻》在北京创刊。随后,上海的《强学报》、《时务报》、湖南《湘报》、天律《国闻报》等纷纷创刊,担任各报刊编辑、主笔的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更是竭尽所能,大力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而社会科学著作,积极传播国外新思想和君主立宪制度,其影响之深远,波及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自然,在中国佛教界也激起了反响。
  同时,为了与维新思潮争夺人心,为挽救清朝灭顶之灾,洋务派官员提出“中学为体,西学这用”,重振儒家教育,以加强思想统治,并把矛头指向佛教寺庙,意欲吞并寺产以充办学之资。在中国以儒家为主的传统社会价值观中,对出家人素无好感。儒家认为在社会各阶层中,农民最辛苦,耕作食粮,为立国之本。商人眩于私利,应加以抑制。读书人可以培养成官僚,教育百姓,辅助统治。至于以超俗避世为主的出家人则全是无用之物,不仅对社会毫无贡献,反而消耗社会资源。对此,加紧无法完全禁止,却应尽量减少。这种见解在中国社会影响极大,并为觊觎寺产的“假洋鬼子”、冬烘先生、地方豪强所拥护。1898年,作为他们总代表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刊印《劝学篇》,在历数清朝功德,积极倡导儒学的同时,明确提出,要以佛道寺观,改充学堂,认为如今寺观,远逾数万,尤以佛教寺庙居多,都会百余,大县几十,即使小县,也有十几座寺庙,同时还有田产,这些都是布施而来的。若改作学堂,则房屋,田产一应俱全,可谓简单之极。张之洞为此还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将各县寺观没收十分之七,改为学堂。留下十分之三安置僧道。改为学堂的原寺庙田产收入,学堂用十分之七,十分之三则留给僧道。不久,清廷指示军机处颁令,将其付诸实施,由此解发了庙产兴学风潮。而佛门中种种弊端,则为其提供了口实。
  所有这一切,使中国佛教在内忧外患之中,如不改革振兴,几乎难以自存发展。然而,也正因为庙产兴学,使更多的佛教徒认识清政府面目,由拥清转向赞成维新,参与革命,为近代观念输入敞开思想大门,它加速了传统佛教的嬗变,越来越多的佛教界有识之士因此从对佛教近代化漠不关心转向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动,华山便是其中的先驱。
  华山,别号云泉,少年时便因学识过人,文字口辩俱所擅长而蜚声讲肆。其为人行事,也疏放潇洒,机敏过人。其时,为抵制清廷庙产兴学风潮,正在杭州与释松风等人创办僧学。他交游所及,多是倡言维新之人。因而在僧众中,华山也成为开新学风气的先导。华山因与在西方寺阅藏的净宽等人是故交,因而也常往藏经阁歇息,一来二去,也就认识了同在阅藏的太虚。华山看到太虚虽然年轻,然禅心慧质,非同寻常,因而对他也极为看重,时常与他畅谈世界与国内大势。当谈到如今清廷腐败,国势衰弱,对外不能御侮,对内荼毒众生时,华山更是悲愤异常,慷慨陈词,认为唯有维新变法,革除弊改,方能重振国威,救黎民于水火。而国运败落亦累及佛门,导致近世佛教衰微,作为佛门子弟而言,速改流弊,重振法门,更是义不容辞。华山尤其谈及佛教之衰,根本原因是缺乏僧材,因而当务之急是振兴僧学,造就僧材。
  此时,太虚因阅经有悟,正处于超俗入真的阶段,禅悦充盈。因而初闻华山之言,很不以为然。甚至兴之所至,多次作文与其论辩,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而太虚在与华山的论辩中,也深感华山所言,向所未闻,好奇心顿生,于是向华山借阅其所携新学书籍。而华山也对太虚期望甚深,因而将所带诸多书籍尽数供给太虚。其中包括当时维新与革命派人士所著、译的主要代表作,如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说》、章太炎《告佛弟子书》、谭嗣同著《仁学》、严复译《天演论》,以及五洲各国地图及当时的一些中学各科教学书。这些著作在激烈抨击封建ZHUAN制制度的同时,大力宣传进化论,指出在将来的世界里,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因而中华民族要想在国际社会谋得立足之地,必须变法图强。尤其是《大同书》既以佛教价值观“苦谛”作为基础,又把佛教的“极乐世界”作为最高理想。梁启超的文章也对佛教伦理极力推崇,章太炎的文章更是提供露了佛门之弊及其根源,呼吁佛门弟子奋发自强,阻止庙产兴学。这些都激起了太虚的共鸣。而谭嗣同的《仁学》一书,更让太虚爱不释手,书中认为,佛教的“无”是“仁”的终极。“仁以通为第一义”,“能汇万法之一,能衍一法为万”,这完全是太虚熟悉的华严思想。书中以佛教的慈悲精神为根本,主张“救人之外无事功”,把普度众生作为人生目的,以日新进取与佛教的大雄无畏作为人生态度,以菩萨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旨意为人生归宿。这些与青年太虚的思想极为合拍。书中大胆揭露,君主ZHUAN制度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提出君主是由民共举的,是民择君而非君择民,人民有权推FAN“独夫民贼”。谭嗣同在书中号如要:“冲决网罗”,将一切名利地位的考虑,儒家考据词章的教要,纲常伦理的人身束缚等统统打破,表现了极大的对世俗视野的超越,即出世精神。这一切激发了太虚开始把出世与入世统一起来,联想到这些年来自己所见所闻,真可谓国败道衰,黎民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度日如年。释迦牟尼当初邮家就是为了寻求解脱生老病死等痛苦之道,成佛之后,更是四处传道,目的是为普度众生。因而佛教本是济世救人,而非一味避世自修。菩萨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成正觉。”禅宗六祖慧能讲“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而今生逢乱世,身为佛门弟子,理应弘扬佛门救世精神,要将自己的一切众生一齐从苦难中救度出来,而得到究竟安乐;要将自己与一切众生一齐从愚痴中解脱出来,而得到彻底的觉悟。于是,曾超凡入真的太虚以更高的境界回真向俗。由于对维新思想大为心折,太虚对为他介绍维新思想的华山也心怀感激,两人因此结成莫逆之交。
  1908年夏天,在宁波七塔寺听经的太虚因圆瑛被拘县衙一事得罪敬安而避往苏州小九华寺。正在这里,他遇到了革命僧人栖云,使他有机会进一步接触到革命思想。栖云,俗姓李,是湖南人,曾经应科举考中秀才,弱冠出家,跟从敬安法师参学。不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康有为、梁启超等等领导的维磨擦变法运动失败后,使越来越多功能人对清朝政府深感绝望,纷纷走了反清道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即武装反清。在国内多次举行的起义失败以后,被清朝政府通缉的革命党人纷纷逃往海外。1905年先后流亡到日本的孙中山、黄兴等人在东京成立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同盟会,以领导全国反清革命活动。国事日非和革命形势高涨使热血青年奋起,也使栖云再难留在古寺清修。不久他离开敬安,前往日本留学,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后来,与栖云熟识的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回国密谋起义,栖云也一同回国,并进秋瑾在绍兴来往于江、浙一带,有时西装革履混迹市井,有时又身着僧衣,隐居寺庙,并在小发华寺结识了太虚。与栖云一样是具有革命思想的僧人还有一大批,如(苏)曼殊、宗仰等。因为栖云的缘故,使太虚有机会进一步了解民主革命思想,并因读到栖云带来的书报,知道了当时社会形势的变化。
  康有为、梁启超等在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不久组织了以保救光绪皇帝为目标的保皇会,以《新民丛报》为喉舌,大力宣扬改良,认为光绪皇帝圣德无比,民众应当忠君保皇,在中国实现君主主宪政体,才是法庭中国的唯一出路。这些言论遭到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坚决驳斥,他们以《民报》为主要阵地,揭露清朝政府腐败无能的本质,认为只有推FAN清廷ZHUAN制,效法西方民主制度,才能拯救中国。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不达意中,更是将其革命主张概括为“三民主义”,即推FAN清朝皇族的统治,实行民族革命;推FAN君主ZHUAN制,实行民权革命;推FAN少数富人特权,实行民生(社会)革命。而邹容所著《革命军》一文,吐露了热情奔放,勇猛奋发的革命思想。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更把革命称为能去除所有一切社会弊病的良药。这些使太虚阅读之后,大受感染。从佛法根本业报缘起论而言,佛法虽能涵盖世法,但不能代替世法。世弊乃世人共业所造,当先用世法来挽救。太虚认为中国社会积弱日久,非革命无以救其衰。而与社会息息相关的中国佛教,历年来也流弊甚多,亦须进行革命,方能复兴发扬。在次序上,宜先投身反清革命,以谋有利于佛教革新的政治和法律环境。这和同时代的释宗仰的见解类似。
  1908年秋,被拘县衙的圆瑛得到敬安救助而获得释,太虚也为此得到敬安谅解,便又回到宁波。然而不久又传来栖云被捕的消息。原来当初与秋瑾回国后经常互通消息,约定在1907年7月19日于安徽、浙江两地同时举义。徐锡麟却于7月6日提前发动,乘安徽巡抚恩铭视察警察学校时将其击毙,徐本人也被捕遇难。清军在其住所搜出徐锡麟与秋瑾的通信,包围了大通学堂,将秋瑾逮捕杀害。而绍兴大通学堂教员的栖动工亦受牵连,于第二年秋以革命嫌疑被捕于吴江县衙,并转解苏州。当时江苏巡抚陈启泰系湖南人,素与敬安相熟,彼此时有诗文应答。因此,重情义的太虚忧急之下,竭力恳请敬安法师出面保释栖云。在敬安的斡旋下,很快将栖云营救出狱。
  1910年初,太虚又在西方寺静心阅藏。这一天,有人告诉他说有故友来访,太虚跑出去一看,原来是栖云,真可谓故人相见,分外亲热,两人携手畅叙离别之情。去年春天,栖云与太虚曾一起前往南京杨文会办的祗洹精舍求学。然不久,栖云应友人邀约,前往南方,在香港、广东一带访学,并滞留了一段时间。恰在此时,栖云挚友释月宾受广州白云寺双溪寺邀请,任该寺住持,并拟改该寺为十方丛林。他知悉了栖云将近宁波庆贺敬安59岁华诞后,托栖云从宁波约请一些僧人同往南方弘法。栖云因觉太虚诗文颇佳,擅长文字宣传,因此力邀太虚前往事广州,协助组织僧教育会。他极力劝太虚说,如今南方革命风潮日紧,无数有识之士云集广东。你既然心怀大志,欲以佛法救世,理应前往南方,领略蓬勃生机。太虚颇以为然。
  在栖云的鼓动下,这年二月,太虚同栖云一起放海南行,经上海抵达香港。而此刻,南方的革命气氛确已非常浓厚,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正接连发动把推FAN清政府作为首要目标的武装起义。去年,黄光等人已在香港筹组同盟会南方支部,积极策划在广州发动起义。太虚他们在香港逗留其间,正值革命党发动广州新军起义失利,许多人避往香港,因而栖云每天都与革命党人来往,畅谈革命局势,情绪激昂。不久因清政府缉捕革命觉人,香港局势也渐趋紧张。
  几天后,太虚到了广州。然而由于月宾是湖南人,与广东僧众在语言习俗上多有障碍,因而广东僧教育会很难组织起来。太虚只好暂住在白云山,一方面宣讲佛学,一方面在报刊不上时发表些诗文,并因此与广东官绅以及各界交游。太虚在广东结交的友人潘达微、莫纪彭、梁尚同等,大都是新闻记者,很多人都深受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因而在与太虚交住中,给太虚介绍了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马克思以及日本早期社会主庑者幸德秋水等人的著作,使得太虚的政治社会思想显得极为庞杂。同时,章太炎的另一些著作,如《建立宗教论》、《五无论》等尤其引起太虚兴趣。章氏所谓建立宗教,实际上是重建佛教,他提出要重建佛教教规“若百丈(唐代高僧)所建立,庶几可乎?”。这使太虚五年后还把这篇文章翻出来精读。章氏还把佛教的“众生平等”作为革命的理论依据,把佛教的无差别境界扩展为“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为佛教思想与无政府主义架起了桥梁。致使太虚误以为无政府主义与佛教邻近,认为社会时步可由君主立宪,国民革命(共和),社会革命(民主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依次阶进。
  到了夏天,广东僧人志光及鲁少皓、邹鲁、潘达微等发起在华林寺欢迎月宾、栖云及太虚讲演佛学。不久,太虚便在志光住持的寺院狮子林组设了佛学精舍,这是他创建的第一个佛学团体。太虚每周从白云山去那里二三次,定期宣讲佛学,主要讲天台宗与禅宗的学理。讲经之余,太虚抽空编撰了《教观诠要》和《佛教史略》,这也是太虚讲学、著述的开始。文中认为善于学佛的人,应当依从自心体悟而不能拘泥于古义,应随时变通,巧妙地逗机因人说法。而不能以佛所未说而划地为牢,佛所已说而泥古不化,埋没自身的灵性。在今中国世界均处于剧变的时代,佛教亦应随世变通,宜变出家本位而重在家佛徒。罔在伟大之思想,高超之志愿,深远之慈悲,宏毅之魄力者,皆当担起救世之大使命。而佛教的中兴与发展则有赖于英雄佛子,是谓仍经受宏道,而非道宏人。这些都极为重要,充分体现了太虚已恭行的大乘菩萨行和渊源于禅的思想解放精神,是他一生思想的出发点。这一时期,因参研佛学而与太虚结识来往的还有邓尔雅、林君复、陈静涛,以及当时广东的达官士绅,如司法研究馆监督梅光曦、法政学堂监督夏同和,以及教员邹鲁、叶夏声等,他们都与佛学精舍相呼应,大力倡行佛学,太虚也为此大广州声誉日隆。其中,梅光曦后成为与北京三时学会韩清净齐名的唯识学家,时称“北韩南梅”,与在保持着友谊。邹鲁是老同盟会员,后曾任中山大学校长。陈静涛则成为太虚事业始终不渝的拥护者和追随者。
  这年9月,太虚在双溪寺又巧遇故交,时任肇庆兵备道的诗人易实甫。易实甫原是敬安诗友,那年到七塔寺寻访敬安,恰遇正在听经的太虚,两人以诗文应答,颇为投机,易实甫非常欣赏太虚的诗意清超,因而两人结为挚友。这天,易实甫为庆贺生日,携广东一些诗人名宦汪莘伯、盛季蒙等往游白云山,没想到在双溪寺遇到太虚。故友重逢,自有一番寒暄。太虚为此以诗兴大发,与众人共集安集岩,吟诗唱和,留连竟日。太虚的诗句如“白云迎客掩,丹松傍岩开;铸此灵奇境,应穷造化才”等,也为众人称许。盛、汪等人更是时常人向吟诵推荐,太虚因此又结识了广州大诗绅梁节庵、江霞公。一时太虚之名,大广东上层社会颇受推崇。这验证了太虚的交际才能,使太虚增加了独立弘法的自信。恰在此时,月宾因有事要回湖南,便辞去了双溪寺住持一职,而寺中的监院释磻溪等,因太虚交友甚广,并得广东达官大绅推重,因而共同推举太虚接任双溪寺住持。太虚又邀约当年祗洹精舍同学开悟、善亮等来白云山。一时间,新朋故友,云集左右,吟诗畅谈,豪情甚浓。可惜没过多久,因与栖云往来的人太过繁杂,其中多有放荡不羁之士,因在受到寺中磻溪等人猜忌。加上开悟、善亮等人不习惯南方生活,相继离去,使太虚深感落寞不可耐,光致索然。太虚办的事业有时有虎头蛇尾的弱点,这从青年太虚的性格中已可看出。
  时至1911年,在广东,革命党与清军的对峙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一连串的起义均告失败以后,内部发生分化,许多人信心动摇,有的悲观失望,斗志涣散;有的企图通过恐怖主义手段取得革命胜利,无后有刘思复谋炸清广州提督李准,熊成基谋杀海军事务大臣载洵,1910年更有同盟会中坚分子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开车沣,因事泄而被捕。为此孙中山等人在忧心如焚的同时再接再厉,积极策划新的行动。在广州,一场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正酝酿之中。
  此时栖云已移居省城浮印寺,与云集广州的革命党人多有往来,因而与栖云联系密切的太虚也与革命党人往返日密。而革命党人大多从海外归来,对实行ZHUAN制统治的清政府痛恨之极,因而思想上反传统,行为上也一反儒家伦理,故意粗豪放浪,横蛮诡怪,无所不有。禅宗优良传统的反面就是狂放。中国人往往恁良好的愿望喜欢取优去劣,中国文化“圆融”特点由此产生。其实这往往是不可能的,正如你要是喜欢一个人的优点,就必须容忍他的弱点一样。太虚早期思想本于禅,自然不免内在有“狂”的一面,再加与这些革命党人交往日久,受其影响,言行举止由原来的比较纯洁谨慎变得奔放不羁。在此期间,太虚亦亲自参加革命活动,他时常参与革命党人之间的秘密集会,甚至他所寓居的双溪寺,也曾成为革命党秘密集会地点之一。以至于许多后有人依然记得,在当时革命党人的秘密密会中,时常看到一个着破衲,披斗蓬,面色微黄的年轻僧人参与其中,时而与人低声细语,时而又慷慨陈词,颇为引人注目,这便是当时年仅23岁的太虚法师。
  经过周密准备与策划后,1911年4月,革命党人再度发难,即黄花岗起义,一度曾攻入总督府,两广总督张鸣歧闻风而逃,惜终因从寡县殊,义军旋即失败。是役革命党人损失惨重,先后殉难近百人,后经收殓尸骨,共72具,葬于广州近郊黄花岗。消息传来,太虚极为震惊,悲愤之际,作诗《吊黄花岗》,内有“南粤城里起战争,隆隆炮声惊天地!为复民权死亦生,大书特出一烈字”之句,表达了太虚对民主革命的拥护及对死难志士的敬佩与哀悼。
  广州革命失败后,清廷四处侦缉革命党人,一时未及逃亡的革命者纷纷被捕。不久,清军截获栖云欲由越南输入枪枝,援助革命的密函,因而缉捕了栖云,将其羁押在南海县民事待质所。清军在搜查栖云住处时,竟意外拾获太虚《吊黄花岗》诗稿,因诗中有同情、支持民权革命之意,疑为革命者同党,因而下令拘捕太虚。官方经多方探听,得知太虚为白云寺双溪寺住持,于是出动两个营的兵力上白云山围捕太虚。然而此时,太虚早已不在白云山了。原来广州革命失败的消息传来,太虚情知事情不妙,唯恐因自己殃及寺内僧众,因而急忙辞了双溪寺住持一职,由磻溪继任,而自己则避居城内诗友盛季莹所寓江西会馆。当清军上白云山追捕太虚的消息传来时,太虚深恐江西会馆人多眼杂,不久又到潘达微所办《平民报》馆中暂避。回想自己此番南下,原为交友弘法,不想遭此事端。昔日朋友,或逃逸,或就此缄默,或被官府逮捕。自己则为躲避官府缉捕不得不四处藏匿,看来广东是呆不下去了。而若是回家乡,一则短于盘缠,再则外面清军追捕正紧,一时半会也走不脱,想到这一切,太虚不由深感失落。
  滞留广东的太虚在进退两难之中,恰如他的一诗句所言:“年来却为嘤咛误,此际睦成去住难。”大家看到太虚焦灼、烦闷,心中不忍,便极力为他出面疏通。太虚的诗友,当时清乡督办江孔殷,为此向粤督张鸣歧极力开脱,而汪莘伯、盛季莹等广东知名官绅也为太虚多方疏解,加上去白云寺搜捕的清军并未搜索到太虚参与革命活动和其他物证。因而仅凭一首诗,也难以对其定罪。不久广东官府解除了对太虚的追捕令,限期让他离开广东。太虚不得不在汪莘伯等人资助下离开了广东,并在这年5月回到上海。回首往事,太虚不由心潮起仪,难以平静,自己本是讲忍戒杀的佛门弟子,怀着以佛法济世的宏愿,在这乱世的逼迫下,竟然参与革命党反表的暴力行动,共间又多次涉临凶险,自己也险遭不测。然而,佛法也讲,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废黜。何况这种经历,可以炬就敢以斩魔除妖的勇气豪胆。事实上,后来也正是凭借这种勇气,使太虚能不畏艰险,历经磨难,为振兴佛教,推进近代中国的佛教改革事业而献出全部热血、生命和智慧,真正的智慧!与太虚一同南下,对太虚转向回真向俗影响至深的革命僧栖云,在广州起义中不幸被捕,不久由于辛亥革命爆发,广州光复,栖云亦获释。此后,栖云一度从军,曾在陈炯明军中任过团长、并曾任清远、从化等地清乡司令及兵站司令等,后长期隐居上海。太虚圆寂的时候,栖云还亲往哀悼,回首从前,物是人非,栖云该也是感慨良多吧!当然,这已是后话了。
  少年太虚是何等不幸,而少年苦难恰磨练了他,成就了他。青年太虚又何其有幸,不但经历了维新和革命思想的洗礼,还秉受了当时仅有的新式佛学教育。
  20世纪初年,面对汹涌而来的革命风潮,走投无路的清朝统治者为激发展传统士大夫的卫道精神,维护思想统治,把大兴庙产兴学,以解决加强儒学教育所需的教育经费与场所不足问题,作为对策之一。此举一出,令佛教界大为震惊,章太炎、释曼殊等先后撰文对介儒反佛者予以驳斥。由于清廷依照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保护外国教会,致使一些面临冲击而无能为力的僧侣转而企求来华外国僧人保护寺产。如日本僧人伊藤贤道等也乘有30余座寺庙归投日本净土真宗之本愿寺,遇事则由日本领事馆出面维护。为此敬安上书申辩并提出抗议,迫使甭政府下令保护佛教,并准许各省县设僧教育会,僧众可自办学以保寺产。敬安因德高望重被推选为宁波僧教育会会长、太虚、圆瑛、栖云则在旁襄赞,这也是太虚从事佛教近代化事业的开始。这其间,一些有识之士,如浙江的构风、华山,江苏的月霞,北京的觉先等,先后在各地致力于自动兴学之举。然而为抵制“庙产兴学”而萌发的“兴学保产”,为赢得社会好感,往往同时开办僧、俗两种学校。其中大多数僧学堂仅为维护庙产需要临时开办,缺乏合格的师资和必要的准备,因而难以真正起到培养僧材的作用。加上当时各地僧教育会,一般都有出家长老和地方士绅两个会长,而主持其中的士绅大多属土豪劣绅之流,致使僧教育会办的学校,或失去佛教立场,与一般学堂没什么两样;或同流合污,主持其事的僧人也干起了饮酒、吃肉、聚赌等违反僧制的腐败钗当。其组织的不健全,办理的不完善,都令太虚大感失望。
  1908年冬天,江苏僧教育会在镇江金山寺如开成立大会,太虚随敬安一起应邀前往。在那里,太虚遇到了当年在天童寺相误用的诗友惠敏、开悟,彼此聊起才知道,他们曾在名居士杨文会创办的祗洹精保求学,而杨文会开办祗洹精舍与一般为“护产兴学”开办的僧学堂不同,其根本目的是提高僧教育水平,培养僧材。这使对徒有虚名的各地僧教育会深感失望的太虚心驰神往。
  1909年初,太虚的师祖奘年及结义兄长圆瑛劝太虚前往金山,以参禅、听经、阅藏增进修持。而深受华山、栖云等人影响的太虚此时已倾向新学,因而在栖云的怂恿下,于这年春天前往南京祗汪精舍求学。祗洹精舍系近代著名居士杨文会创办。杨文会自幼习儒。16岁时,父母强为娶妻。他青年时代适逢太平军与清军在其家乡——安徽石埭长期作战,他便函协助父亲携全家几十口人外出避乱,其间四处颠沛,屡濒危难,备尝艰辛。在漂泊流离中他也随身携带着各类书籍,包括佛典,一有空就读。27岁时,他父亲去世,杨文会归葬后也身染疾病,病中得读《大乘起信论》,许多健康时不能理解的,此刻却豁然开朗,尤其他一直不满于父母包办的婚姻,因而《大乘起信论》宣扬的弃家出世之说令他分外神往。此后,杨文会一心向佛,成为知名居士。不久他到南京,与一批居士一起“互相讨论佛学,深究宗教渊源”。他们深切感受到仗着不平等条约保护和近代化传播手段的基督教扩张对佛教的威胁,而佛教几乎无法有效抗衡。如战乱中,大量佛经被毁,单行本、流通本更是稀少,不能知应普及佛教教义的需要。而佛教末流不依经典,“绝迹空行,纵横排荡,莫可捉摸,”使佛教失去凝聚力。(《杨仁山居士遗著》)因此他倾尽家产与一批志同道合者一起,于1867年在南京城北延龄巷设金陵刻经处,刻印佛经以弘扬佛法。
  1895年,锡兰(今斯里兰卡)佛教复兴运动领导人达磨波罗来华,鼓动中国佛教徒也到印度去传教。因为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那儿佛教的绝灭,对佛教徒来说是很伤心的。杨文会在新教传教士李摩提太帮助下,会昭了达磨波罗,并相约由杨文会负责在中国培训一批弘扬佛教的人才,以便去印度协助达磨波罗恢复佛教。此时,杨文会也早就感到中国寺僧素质低劣,导致佛教衰败,如不及时整顿,不但贻笑邻邦,亦恐为本国权势所夺。因而谋求创办佛教学校,以造就曾材,昌明佛教。经过了长期的准备,在倾向维新的陈三立、沈曾植等人的大力赞助下,终于在1908年秋天创办祗洹精舍。杨文会认为佛学教育主要为了培养僧材,振兴佛教。因而学堂既要佛学,也应兼习新法(指西学与维新之学),同时还可借鉴日本佛教教育和欧洲基督教教育的成功经验。他主张学堂分内、外两班,外班以普通学为主,兼学佛,为佛教寺院主办的社会教育,旨在扩大影响;内班则明确是为了提高僧尼素质而兴办的僧教育,仿照小学、中学、大学之例分三等,初等的学文理及浅近佛经,三年后准受比丘戒;高等的学深奥佛经与教、律、禅、净专门之学,三年后能讲解如流者,准受菩萨戒,换牒。照此设想,天资聪慧者,九年学完,且受三坛大戒,要作方丈,开堂说法,登坛传戒。而仅受初等或中等僧教育者只能充任寺院一般职事,至于未受僧教育者不准出家,现有僧徒全不能学者仍令还俗。
  杨文会将其主张贯注在祗洹清舍的教育中,学校延请谛闲讲台宗典籍,曼殊教英文,名士李鹏晓暾教国文,杨文会则亲自讲《大乘起信论》。他对学生因材施教,诸宗兼顾,内外学并重。太虚入学时,学堂已收仁山、惠敏等二十余名学生。太虚因记忆力衰退,因而对学英文会无兴趣,后来为到日本、南洋及欧洲弦法,太虚也曾试着学习英、日、法等文,但一次也没激起兴趣,看来与外文无缘。在祗洹精舍,太虚用功最深的古文,他遍读《管子》、《老子》、《庄子》、《列子》等诸子著作,以及《左传》、《离骚》、《文选》、李白、杜甫诗作等,使他在古文和诗作上的诣大有进益。可惜的是,太虚仅学了半年,祗洹精舍便因经费短缺而停办。尽管如此,在祗洹精舍的半年是太虚一生中接受真正新式佛教教育的半年。时间虽短,但杨文会的教育主张,祗洹精舍的办学方式,都给已具有改革和振兴中国佛教弘愿的太虚带来一种全新的感觉。见识过新式僧教育和没见识过是不大一样的。这一点,在以后佛教界新旧两源日益分化中明显可以看出。在知识更新极快的现代社会,学校传授的知识不如传受学习方法重要,掌握了方法随时可获得新知。虽然在祗洹精舍传授的知识方面,太虚得益不多,但区别于传统徒制的课堂教育方式和杨文会强调的因材施教,在导致指点下自学等方法,使太虚终身受益非浅。太虚从这里仿佛看到了振兴中国佛教,尤其是僧教育的希望所在。这对他日后致力佛教改革,兴办佛教教育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到了1909年秋在,在普陀山僧教育会办教育的华山因有事他去,便推荐太虚去替代,太虚便充当普陀山化雨僧小学校教佛学的教员。只是所教学生都是山中小沙弥,因此太虚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不过二至普陀也初步积累了教育经验。年底,他便又回到了西方寺阅藏。于是追随栖云去广东。
  1911年5月,太虚自广东回到上海。稍事休息后,便往宁波,拜谒了对自己关怀至深的祖师奘年以及敬安法师,向他们报平安并略述广东的情形,免得他们为自己担心。随后便前往普陀山度夏。这已是太虚第三次来到普陀山了。这年夏天,太虚住在普陀山锡麟堂,生活的舒坦和在广东时的热闹、紧张简直不可相比。对普陀山,太虚有着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自己在幼年时就曾随外祖母朝礼普陀,对此菩萨胜境心向往之,以至曾想在普陀出家。后虽未能如愿,但感觉上普陀山还是像自己的家。现在,自己受戒时的教授师了余就是普陀。他一向待太虚甚厚,十余年间对太虚一直时有资助,因而也是太虚一直甚为尊崇的法师之一。而与太虚同戒,并一同在西方寺阅藏而结下深厚友谊的昱山此刻亦寓普陀般若精舍。因而太虚时往访谈,并由此结识了湖北诗僧豁宣,时常以诗文唱和,彼此遂结成诸友。尤其让太虚感高兴的是在普陀山度夏时,再次遇到印光法师。印光,法名圣量,1861年生平陕西合阳。早年学儒,曾深受韩愈、欧阳修影响,尊儒辟佛。15岁时因患病,数年不愈,痛楚万状。病中得读佛经,始知佛教并非如韩欧所斥之谬。21岁时,于终南山出家。26岁时在北京红螺山参学,专修净土。1893年,他在北京圆通寺遇见普陀法雨寺住持化闻,邀其南下,于是来到法雨寺,深居简出,闭门潜修,精研教义,终成一代净土宗师。太虚与印光初次相遇亦在普陀,当初太虚从祗洹精舍出来,因华山推荐在化雨僧小学任教,得与印光相识,彼此以诗文结交。此番两次相遇,自是时相往来,诗词唱和,友谊更深。时年51岁的印光法师对年仅23岁的太虚极为看重,对这位未来的法门龙象,寄予了殷切的期待。他诗云:
  太虚大无边,何物能相掩!白云偶尔栖,当处便黮暗。
  吹以浩荡风,毕竟了无点。庶可见近者,莫由聘驳贬。
  太虚无形段,何处能著染?红尘蓦地起,直下亡清湛。
  洒以滂沱雨,彻底尽收敛。方知从本来,原自无增减。

  太虚也和之以诗:
  日月回互照,虚空遇还掩;有时风浪浪,有时云黯黯。
  万象恣开丑,当处绝尘埃。虽有春秋笔,亦难施褒贬。
  余霞散成绮,虚空忽煊染,恰恰红尘漠,恰恰青天湛。
  悠然出岫云,无心自舒卷。泰山未尝增,秋毫未尝减。
  这两首诗事实上已反映出两位大师一禅一净之间不同的佛学渊源,不同的为人处事。不同的人生道路,以及对弘扬佛法的不同贡献。虽然印光的佛学思想在许多方面已不同于传统佛教,如他认为佛法并非消极无用,而是救世良药,因为它能医治人心,因而要想救援世道,必须昌明佛学。这对佛教入世倾向予以一定肯定。但在具体操作上,印光不赞成激进的改革,从主弘扬净土出发,便更注重个人修持,坚决反对传统佛教僧众热衷经忏,忽视修学的行为。他强调以真信笃愿为前提,恒持摄心念佛不懈,因而他在给太虚的诗文中,认为太虚(诸法本真)为本来清静,但为客尘所染,为了还其本来面目,理应超脱泥粘,要以浩荡之风吹拂,以滂沱大雨浇洒,以去除去尘埃,还清净面目。太虚则在步其韵奉和的诗中提出自己主张诸法平等,融洽碍,认为本来清静,颇有禅宗“顿悟”之风,并且用“日月互照”、“余霞成绮”之景象,凸显其庄严辉煌。由此可见两人在心境与佛学见地上的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两人交往与友谊,相反印光在给太虚的信函中,多次苦口婆心,希望太虚能改正他所认为的不足,更好地成长。因而两人个人私谊一向较深厚。

太虚以佛法救世的宏愿,以禅悟为根基的反教要倾向,受到辛亥革命后合国革命形势的鼓舞和革命精神的激发,喷涌而出,不可抑制。他独立跨出的第一步就是建立佛教协进会,大闹金山。

 

  转眼到了1910年秋天,这时各省以推行地方自治为名,占寺夺产之风愈演愈烈。江浙一带僧众于是会集上海、商议对策,商量的结果,准备推请敬安进京,向政府请愿,以抵制这股风潮。不久,太虚被敬安邀到宁波天童寺,让其起草请愿保护及改革振兴佛教计划书,写成后又请了上海《神州日报》主笔汪德渊加以修饰润笔,准备携往北京。同时太虚也积极作陪同进京的准备。然恰在此时,国内形势又发生急剧变化。原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纷纷入侵中国的西方的列强开始大规模强夺中国铁路修筑权,他们把出资修建铁路作为加强其政治影响与经济渗透的手段。而中国铁路建设的落后乃人所共知,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发达是现代化的先导,要使中国富强,必先大力修建铁路成办孙中山等有识之士的共识之一。为此,一些地方绅商试图承办一些私营铁路,以保权利而救危亡。而穷途末路的清政府为笼络人心,增辟财源,于1903年富布向商人开放铁路修筑权。几年后全国有十几个省设立了商办铁路公司,相继开展集股、勘路及兴修等业务。孰知软弱的清政府在西方列强压力下,1911年5月又颁布铁路国有计划,将已经商办的粤汉、顺汉铁路强制收归“官办”。此举一出,立刻遭到各界激烈反抗,尤其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随即兴起大规模保路风潮,一时间,四省区民众与政府间矛盾急剧加深,有些地区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在此情形下,敬安欲携太虚北上请愿的计划也随之搁浅。
  不久,传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由于保路运动在四川地区很快演化为革命党与官府之间的武装斗争,并有迅速向四周蔓延的趋势。清政府情急之下从湖北调集大批军队进入四川,这给长期在湖北新军中作宣传鼓动的革命党提供了一个机会。1911年10月10日,因一次偶然事件处于危急之中的革命党控制的新军在武昌发动起义,并很快取得了胜利,这便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迅即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11月3日,同盟会在上海发动起义,不久成立沪军,推陈其美为都督,上海宣布光复。在上海的影响下,11月5日,前清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此公后也倾心佛教)。与此同时,革命党在浙江起义,旋即宣布浙江独立。12月2日,革命的江浙联军攻克南京。至此,江浙地区遂告光复。在各地光复之际,多有僧众组织僧军参与光复之役。在江浙一带,就有玉皇率领的数达700余人,且携枪械的上海僧军,在陈其美指挥下,参加了攻克南京的战斗。而浙江绍兴,更有开元寺释铁岩,捐寺产充当军饷,组织数百僧军,推戒珠寺住持谛闲任统领,参加浙江光复之役。江浙相继光复后,推戒珠寺住持谛闲任统领,参加浙江光复之役。由于辛亥革命推FAN了清朝ZHUAN制政府对民众的压制,因而一时间各种社会团体及政党组织纷纷涌现。对这些组织,太虚在游历过程中也多有接触,而他比较认同的则是江亢虎领导的社会党。江氏早年从事妇女教育活动。后在日本与欧洲游学期间,接触到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观念,即所谓无国家、无宗教、无家庭三无主义。1911年春,他从欧洲回国并传播他的思想主张,武昌起义后不久,即这年11月,他在上海组织中国社会党,并在报界富布党纲。他认为经济发展有赖于生产活动中利用人类天生的本能。作为实现人类平等的手段,他提出取消家庭,而实现这一转变的主要前提是妇女的彻底解放。可能因为属于出家人吧,太虚对取消家庭表示响应,并与社会党人交往密切。与太虚来往的还有师复、沙淦、吕大任等人。吕大任对初识太虚的情形似乎记忆犹新,那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春天,无政府主义者在上海云南路仁济堂集会,会场中时有一年轻和尚颇引人注目。他发言认为:要想真正解除人民痛苦,在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后,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因其观点与吕大任极为相近,吕好奇之下向人打听,才知道这便是太虚法师,此后两人过从甚密。十多年后,当太虚前往欧美弘法,在美国旧金山还碰到过师复的友人,对太虚进行了盛情招待。这是辛亥革命前后,太虚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交往。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对太虚的政治思想虽有影响,但无论如何,太虚之所以进行“激昂之佛教新运动,”在根本上不是依据“禅与般若、天台之佛学,”尤其是唐代禅宗的入世和革新精神。(太虚《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
  武昌起义成功后,迅即得到全国各地响应,短时间内,即有十余省份相继宣告独立。当独立各省为各自利益而争吵不休时,从海外归来的的孙中山使他们至少在表面上暂时团结起来,孙中山因其个人威望被以绝对多数票选为即将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任命了一批政府官员,随即又成立了临时参议院,颁布了具有宪法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样,尽管还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无论如何,民主共和国已成立,它宣告了统治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君主ZHUAN制统治的终结。辛亥革命的胜利用职权,使太虚认为中国政治、社会革命业已成功,他本人作为出家人对社会的责任已尽到。现在的首要大事是革除佛门弊端,着手推行其酝酿已久的佛教革命运动。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太虚便赶到南京。在太虚看来,要想进行佛教革命,首先必须联络全国有志僧青年,取得他们的支持,方能逐步展开,而联络他们的最好方法,便是成立一个全国性组织。为此,他在南京与释宏模、观月等发起成立佛教协进会,并在毗庐寺设立了筹备处。此时由于社会连年动荡,毗庐寺方丈溥常竟在寺内开设澡堂以维持生计,而中国社会党支部等社会团体也设在寺中。太虚在毗庐寺起草了佛教协进会的会章、宣言等,准备呈南京临时政府备案。恰巧太虚熟识的一个社会党党员戚某是孙中山先生的同乡,时常出入总统府与孙中山会面。这天,在戚某的带领下,太虚前往总统府拜谒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在百忙之中接见太虚,并且委托其秘书马君武同太虚详谈。太虚借此机会详细阐述了自己想要进行佛教改革,并已在筹备组建佛教协进会的事,得到了马君武的肯定和赞许。
  太虚回到毗庐寺,积极着手筹组佛教协进会的工作。恰在此时,太虚在祗洹精舍时的同学释仁山来到南京。仁山早年习儒,天资过人,14岁时以同榜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中秀才。1905年,18岁的仁山应举人试却意外落榜,性情刚烈的仁山一怒之下,赴金山寺剃度出家。1907年,扬州天宁寺释文希获扬州、镇江各寺院出资,开办了普通僧师范学校,仁山即前往求学。学校依照日本佛学教育模式,除教授佛学外尚有英、日文课程,并聘有日本教授。仁山在学校因成绩突出深受校长文希器重,可惜不久因文希被佛教守旧势力诬告入狱,学校停办。不久。杨文会创办的祗洹精舍招生,仁山便入内就读,恰与太虚同学,然而没过多久,祢洹精舍又因经费不足而停办。与太虚分手后,到1909年,江苏僧教育会在南京三藏殿开办僧师范师学堂,仁山亦入学其中。江苏僧师范学堂先后由月霞、谛闲充当学监,收学僧百余人,分成戒定慧三班。仁山学业优异,为人中翘楚,然而却时受排挤。原来仁山先前剃度于金山寺观音阁房头,而房头僧在传统佛教子孙制制度下辈分低,深受一般寺僧的欺压,因而仁山及其同辈对之十分不满。辛亥革命后,僧师范学堂停办。仁山准备上书临时政府教育部,要求废除论资排辈的职事子孙继承制,通过兴办僧学来培养侍持,职事等佛教接法人。当仁山到南京后,听说太虚亦正在毗庐寺,便赶来见。老同学相见,欢喜异常。自有一番畅谈。
  这天晚上,太虚、仁山在毗庐寺抵掌而谈。仁山向太虚叙说了自己对佛教界种种弊端,尤其是子孙制的强烈不满,说正打算上书教育部,请求将金山寺改为僧学堂以造就僧材。太虚一听,仁山的想法与自己在某些方面真是不谋而合,于是也把自己的想法一锅端出:近代以来,众多贫民子弟削发为僧仅仅为羡慕寺产供养,而不是完全出于信仰;加上染有迷信而不是原要本智信的教义已难以从内心吸引他们,传统戒律而不是人格自律又难以外在地约束他们,致使众多僧徒不学无术,安于固陋,从而导致传统佛教步步危机,几近穷途末路。而要使中国佛教能够在几乎被社会唾弃的环境下生存、发展,决非办一僧学堂即可解决问题。因而自己正积极谋求对传统佛教进行全面改革,以建设中国新佛教,昌明佛法于人间。仁山一听,对此大感兴趣,忙问太虚具体作法,太虚拿出业已草拟完成的佛教协进会的章程,说要想改革旧佛教,建设新佛教,当务之急是联络同志,因而自己正准备筹组佛教协进会,作为推进佛教改革的组织基础。如果进行顺利,则兴办僧学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仁山听了,不由得大喜,连声说道,自己在金山寺尚有数十位老同学,不防一同往镇江,陪合众人,共图改革大业。太虚虽主张协进会址设在南京,但觉得成立大会在镇江召开也无妨。
  在仁山的建议下,1912年1月,太虚同仁山等来到了镇江金山寺。金山原名浮玉山,相传唐代僧人法海开山得金,献与皇上。皇帝复赐回以建寺,始称金山。北宋时,因真宗梦游金山寺,曾改为“龙游寺”。清康熙皇帝南巡时又赐名“江天禅寺”,俗称“金山寺”。寺依山而建,由山下寺门至山顶,亭台楼阁,层层相接,殿宇厅堂,幢幢相连,其势十分雄伟。金山寺向为中国著名禅宗古刹,据传在唐宋全盛时期,竟拥有三千僧众。清代亦为江南四大丛林之一。多年来,由于“梁红玉擂鼓助战,韩世忠击退金兵”以及“白娘子水漫金山”等传奇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致使金山寺名闻遐迩。
  多年以前,当太虚还是个孩子时,曾随外婆外出进香,路经金山寺,并入寺瞻礼。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无知顽童,已是心怀凌云壮志的佛门后起之秀。想到此番肩负重要使命而来,太虚不由顿感意气奋发。太虚等人在观音阁安顿好以后,便一起去拜访金山寺方丈青权、监院荫屏、知客霜亭等,向他们阐述了自己打算假借金山寺地方,召开佛教协进会成立大会,以革新与复兴佛教的主张。而以青权为首的金山寺守旧势力对此颇不以为然,加上与仁山等早有夙怨,因此对太虚一行疑忌甚深,只是慑于革命风潮,又见太虚等人多势众,一时不敢公开反对,只能暂时隐忍,相机发作。为此,青权特意派人前往扬州,约请扬州僧人寂山等来金山寺助阵。
  与此同时,太虚等为开会作着积极准备。他们一方面选定并布置开会会扬,印发会章、宣言,一方面则发函通造镇江、扬州、南京、上海等地僧众以及镇江当地军、政、商、学各界人士,约他们同到金山寺参加佛教协进会成立大会。至于如何对待青权一伙的问题,在太虚看来,他所创建的协进会会章中虽含有以佛教财产办佛教公共事业的社会革命意味,但采取的手段是和平的,也会给他们留出路。因此对别的后果也并未多加考虑。到了佛教协进会开成立大会的这天,各地赶来的僧众有二三百人,而镇江各界代表也到了近三四百人。在这其中,尤以镇江社会党员占据多数。以太虚与社会党的特殊关系,社会党员此番前来,自然是为太虚壮声势。
  大会开始时,太虚被推选为会议主席,上台阐明了佛教协进会设立的宗旨,并且宣读了协进会章程。紧接着仁山上台发言,他指责了传统佛教的剃度制与子孙住持制,认为这种论资排辈的旧制,阻碍、压制了年轻有为僧人的成长;从长期来看,也是导致传统佛教日趋衰败的根本原因,理应予以废除。谁知仁山话音未落,即有扬州僧人寂山上台演说,批驳仁山发言,指责仁山等人无端昌犯祖制,实属年轻人意气用事,胡作非为。而血气方刚的仁山听了寂山的斥责,更是怒火中烧,便再次登台,历述青权、寂山等扬州、镇江诸山长老昏庸无能,专谋私利,在寺庙内搞少数人专权,压制有识之青年僧。仁山的发言受到来宾的热烈欢迎。于是他趁机提出,就以金山寺开办佛教学堂,将全部寺产充作办学经费,以培养僧材。青权等人一听此言,当即发作,表示决不能容忍仁山等人如此作为。寂山更是蠢蠢欲动,高声叫喊手下,意欲殴打仁山。一时间,群情骚动,会场秩序大乱。在此关键时候,来宾有人用手杖击寂山头颅,并且高声大喊,谁敢扰乱会场,必将严惩不贷。这时众人把矛头指向寂山。青权等人一看大势不好,会场中拥护他的人只有极少数,因而一时间也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听凭仁山等人控制局势。
  于是大会较顺利地通过了仁山的提议,推举太虚与仁山全权负责接收金山寺作为佛教协进会会所,并积极准备筹建佛教大学。太虚则认为经寂山他们一闹,会场先后秩序已乱,难以再进行其他各项工作,于是依据会章规定,推举了一些具体办事职员后便宣布散会。当天晚上,仁山便带领二十多个同学进入金山寺,划定了协进会办公房屋。第二天凌晨便开始办公,他们派人进入库房,查点寺产帐薄,同时宣布佛教大学开学。一切工作都似乎还顺利。
  但太虚觉得仁山他们尽管在金山搞得声势挺大,却隐隐有些不安;何况这对稳定基础,全面推进佛教改革也不起太大作用。因而太虚将镇江诸事务一概交付仁山主持,自己则回到南京,准备佛教改革的全局谋划。谁知守旧势力并不甘心他们在协进会成立大会上的失败,暂时避居寺外的青权、霜亭等人一方面登报抗议,一方面上诉镇江军政府,企图推FAN大会决议,收回寺产。在青权等人的大肆活动下,报界舆论及官府态度已开始对佛教协进会不利。
  太虚、仁山等人见此情形,正欲想法换回影响,然而事情却突然起了变化。几天后的一个深夜,霜亭率领不明真相的几十个工友,趁黑打进设在金山寺的佛教协进会会所,将猝不有防的仁山等人打成重伤,企图用武力阻止协进会工作的进行。
  事件发生后,仁山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舆论的一致谴责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审判,金山寺打人事件的主要责任者青权、霜亭等人分别被判处几个或几个月的监禁。尽管打人者终于得到惩处,但经过这一场风波,佛教协进会的会务及金山寺日常事务都被迫中止,而举办佛教大学的计划也胎死腹中。不久,南北议和,政府颁布大赦令,青权等人亦被释放,并重回金山寺担任住持等职。佛教协进会无形中已宣告结束,太虚第一步佛教改革实践也以失败告终。
  “大闹金山”事件,在当时佛教界引起极大震动,它是太虚将自己的佛教改革设想付诸实践的初步尝试,也是对日益衰落的传统佛教势力的挑战。多年以来,太虚一直对僧众的萎靡顽固不学无术感到愤怒,而想用金刚怒目、霹雳轰顶之精神,震醒大多数人之耳目,以促使更多人投入到新佛教的建设中去。而金山改革终以失败告终,这也说明在当时情况下,中国佛教改革的主客观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就主体而言,一些寺庙长老因循守旧,顾私利而轻公益,而绝大多数僧尼素质低下,没有文化。有新知识的青年僧人在金山改革发动时充其量只占僧尼总数的四千分之一,致使改革难以在佛教界引起广泛呼应。从社会力量来看,然而其发动者及主持者大多别有用心。社会各界,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佛教改革不是漠不关心,就是良莠莫辨,导致其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此外,作为这场改革运动的策划与领导者的太虚、仁山等还年轻,虽豪气逼人,却缺乏必要的经验和斗争策略,言论未免过于偏激,行动则太过轻率散乱,改革失败似乎在所难免。这也在革种程序上揭示出此时的太虚无论其个人威望,还是处世经验,尚不足以独立承担改革大业。然而无论如何,这一事件在当时社会尤其佛教界内,引起了极大反响。其主要领导人太虚的名声,也因此得以传开,社会各界也因此对所仅24岁的青年僧人太虚开始瞩目。
  霹雳轰顶的策略已失败。尽管出师不利,太虚依然不屈不挠。1913年,在深受全国佛教界拥戴的领袖人物敬安追蛋会上,他仗着敬安对自己的载培,公然把“佛教革命”构思和盘托出,希望收到哀兵必胜这效。不料,这一着更加惊世骇俗!
  民国初年,由于大力推动行民主政治,一时间,各种政团组织纷纷涌现,使佛教界大受鼓舞。为了推进佛教复兴,维护佛教权益,全国性佛教组织纷纷建立,除了太虚的佛教协进会外,尚有谢无量发起的佛教大同会,李政纲、桂伯华、欧阳渐等七人发起的“佛教会”,北京僧人发起的中央佛教会等。大同会曾经派人与太虚接洽,但不久即宣告解散。而“佛教会”在刚成立时,到处散发布告、会章,以及孙中山先生给他们的信函等,大造声势。到发布第二期文告时,即大事斥责僧尼,企图一举摧毁旧佛教而另建李政纲等的“新佛教”,不久便受到全国僧尼的大力抨击,被迫收敛起来。
  在这其中,影响较大的则是于1912年4月由敬安等人筹建的中华佛教总会。敬安得知太虚等人为组建佛教协进会而大闹金山时,对佛教新进的卤莽行为极为不满,同时也对太虚等颇多指责,如年轻人逞一时之兴,意气用事之类。不过,为了改变各地佛教组织散乱无章的情形,敬安也意识到建立一个对全国佛教发展起到领导作用,维护佛教权益的组织的必要,便于上海开始组建中华佛教总会。为此,敬安将太虚召到上海,告诉他自己准备联合十七布政司旧辖地僧众,筹创中华佛教总会,而将各省县原有的僧教育改设为分部或支部,使其成为一全国性组织。因此要太虚停止佛教协进会的工作,共同来办佛教总会。原协进会的成员也可并入总会。
  4月1日,拟参加佛教总人会的各方在上海留云寺开筹备会,参加会议的除了敬安、太虚外,尚有谛闲、铁岩、圆瑛及陆军部代表王虚亭等百余人,然而会议的主题却是帮助陆军部筹集军饷,以请求临时政府保护佛教。太虚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认为政府百姓保护僧寺,乃政府不可推卸的当然责任,而僧众捐献军粮,亦是百姓之应尽义务。政府不应以保护僧寺为名要求僧人筹集军饷,而僧人也无须用捐献献策来请求政府庇护。太虚的观点得到绍兴开元寺铁岩的拥护,两人为此结成好友。由于佛教协进会已失败,而佛教总会的做法与自己理想又相去甚远,所以太虚对其暂置不问。不久,因僧俗朋友的邀请,他又去江、浙、沪一带四处漫游。
  春暮的时候,太虚到宁波接待寺,拜访了已成为该寺住持的盟兄圆瑛法师,并且与佛门诗友会泉、豁宣等时相往来。这年秋天,应绍兴铁岩法师的邀请又去开元寺住了几个月。铁岩曾在辛亥革命时组织僧军参加浙江光复之役而名声大震,在佛教总会开会时因与太虚志趣相投而成至交,此番盛情邀请太虚作客绍兴。逗留绍兴期限间,在铁岩的的陪伴下,太虚不仅畅游了绍兴的名胜古迹,更结识了不少的新朋友,如杨一放、王子余、王芝如、陈诵洛等人,并时常撰写一些宣传普及教育、民主政治等的文章发表在《绍兴公报》上。第二年,太虚曾二赴绍兴,与杨一放,王子余等坐船泛游石屋。在1914年春,太虚应杨一放,王子余等人邀请再到绍兴,住在徐社,专门为《禹城新闻》写稿,并在他们陪同下,遍游兰亭,禹陵、南镇等绍兴名胜。而铁岩则在1916年参加反袁斗争时被人杀害于杭州。这证明了佛教革命与辛亥革命同命运。其时太虚适在普陀闭关静修,于外界的胜风血雨已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时作出反应了。
  也就是在1912年,传来了著名居士杨文会不幸去世的消息。杨文会对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作出了许多开他性的贡献。由其创办的祗洹精舍虽为时不长,但其僧教育思想却开时代风气之先,成为新式佛教教育的典范,因而其门下弟子也是人材辈出,许多人成为近代佛教界中坚人物。太虚亦为其中杰出一员,故杨文会也可称作是太虚一生遇到的诸多明师中的一个,而杨文会倾尽毕生心血主持的金陵刻经处,克服种种困难,先后刻经达向百种,数千卷之多。这对推进佛学研究,普及佛教知识,弘扬佛教文化都起了积极作用,也为佛教近代化事业奠定了第一块基石,铺垫了浓厚的教理基础。在杨文会去世以后,金陵刻经处的事务由其弟子欧阳渐主持,杨文会未竟事业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1911年,中国反清民主革命派终于用暴力手段推FAN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并于第二年成功地建立了民主共和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胜利并没能维持多久。武昌起义胜利后没多久,在西方列强支持下的袁世凯一方面动用武力,进攻革命政府;一方面又诱使南方革命政府进行和谈。而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很快面临种种困境:由于以同盟会为主体的革命党不注意维内部的团结,没能将革命中各地发展起来的力量有效地凝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由于财政拮据,武器弹药匮乏,根本无法同占据军事、经济优势的袁世凯相对抗,加上对因长期占乱可能会导致西方国家干预的担心,致使南方革命党人不得不作出妥协。1912年2月,在清朝皇帝宣布退位,袁世凯声明拥护“共和”的前提下,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位。随后,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南北暂归统一。此时,敬安领导的中华佛教总会正日益扩大。在留云寺会议上做安被推选为中华佛教总会会长,此后便积极主持了总会的领导工作。先是将各省原有僧教育会改为支部,县僧教育会改为分部,不久全国陆续成立了22个支部,400多个分部。一些原有的佛教组织,如佛教协进会等也大多并入。一时间,中华佛教总会成为几乎是唯一的全国性佛教团体,并在上海清凉寺专门设立了办事处,仁山等人留处驻会办理正常事务。正当中华佛教总会忙于联络各地寺院,扩充组织,建立分支机构之际,由于国内局势动荡,各地相继发生一些逐僧毁佛事件,侵夺寺产的风潮湿再次兴起。为此,云南、安微等支部相继向总会告急。这年8月,湖南支部甚至专程派人到上海,请求总会设法制止当地军警社团学校纷纷占夺寺产的情形,这使敬安深感事态敬安赴北京奠定佛教总会基础。而敬安也觉得佛教总会会章尚未经北京政府认可,因而是意欲北上以谋立案登记,使总会合法化,能更有力地维护佛教权益。
  1912年9月,敬安在福建支部长释本忠、江西去中长释大春等陪同下,到达北京。在京他同道阶、文希等人商定,对佛教总会会间时行了修改,规定其宗旨为统一佛教,弘扬佛法,以促进人群道德,完全国民幸福。基本任务则是普及教育,组织报馆,整顿教规,提倡公益,增兴实业等,这一切体现了佛教总会具有趋向近代化的性质。随后他们通过时任北洋政府内阁要员的敬安诗友熊然龄疏通,将会章呈请政府立案。到11月初,因形势紧迫,敬安又亲赴北京政府内务部,与主管宗教的礼俗司负责人杜某交涉。其实正是该司下令调查寺产,将其分公、私诸目(所谓“公”,即信德布施者,所谓“私”,即僧侣募化而得)。然后分别提拨,供各级政府使用。对此,敬安不能不据理力争。敬安认为,寺产在信徒为布施,在僧众即为募化,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然而不论布施与募化,均为僧徒所有,非属政府或地方公产。杜某在理屈词穷之下,竟然厉言作色,对年届高龄,深受各界敬重的佛教名流大加训斥。敬安以法门高僧,竟受势利小吏无端指斥,悲愤交集,当即退出。回到法源寺住处,他郁恨益甚,追思此番北上,受屈辱可以忍耐,而事未成,有负佛教界重托,难以向对此行抱有很大希望的僧众交代……竟然气急攻心,于当晚不幸圆寂。噩耗传来,太虚悲痛欲绝。太虚一生,因缘所至际遇名师甚多,而于法门师匠,独心折敬安,对其魄力不雄大,志愿之坚毅,追慕不已。因而太虚的言行举止,亦受敬安的潜移默化甚多。敬安为近代中国禅门高僧,本以参禅清规戒律修,寻求个人解脱为要旨,然近代中国国难法难相继,使每一个不甘自弃的僧人也从维护与弘扬佛教出发,开始关注世事。敬安曾经自白“我虽学佛未忘世”。他住持久天童寺时,该寺因受太平天国毁佛冲击,尚未恢复。为规复该寺,敬安在选贤任能,规范内部的同时,不得不深入俗世,与社会各方打交道,历经艰难,终使天童寺得以中兴。而当庙产兴风潮兴起,浙东35寺僧人冒用敬安名义请求日本保护时,敬安气愤至极,认为此举辱国辱教,因而上书清廷,要求中国政府保持寺产。其拳拳爱国之心,历历可见。而敬安顺应时代,创办宁波僧教育会、中国佛教总人等组织,并兴办宁波僧众小学、民众小学等教育事业,使其成为早期中国佛教近代化的领头人。据说敬安在宁波阿育王寺,曾在舍利塔前燃左手二指,并剜臂肉灯供佛,其一生在各地寺院曾燃顶至腹,共18处,两臂燃痕连结,殆无完肤。这充分表明他在个人修行上的坚执。而其诗文与佛学造诣之清深,更令众人景仰。太虚作为其弟子与敬安多次接触,尤其办僧教育会期间,更是随侍左右,朝夕相处,因而敬安一言一行,融通万物的博大胸怀,不畏艰险的刚毅性格,普救众生的入世精神,对太虚的一生都有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而敬安对太虚的成长更是关怀备至,后虽一度因金山事件对太虚略的抱怨,然也由于爱之深而起。因而太虚对敬安一直怀有一种深深的敬意。如今听到敬安圆寂的消息,太虚不禁区悲从中来,潜然泪下,回首从前,往事犹在眼前,太虚甚至清晰地记得曾有一天晚上,敬安把他召到方丈室,向他细细讲述自己生平经历,讲到自己遭遇坎坷,仍矢志不移,献身佛教时,敬安不由乘兴吟诵孟子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以此勉励太虚。太虚之所以少年立壮志,是与敬安分不开的。敬安的教诲犹在耳旁,敬安的音容似在眼前,然而斯人已去。直可谓世事变幻,生命无常。太虚自幼父母双亡,除外祖母外一无依靠。好不容易找到可靠的良师,他正指望借助佛教总会推行改革,想来敬安必能扶他一把。如今一事无成,良师再也帮不了自己。想到这里,太虚再以难以抑制心中的悲伤,他深夜披衣而起,研纸磨墨,作诗一首:
  相随学道白云层,棒喝当头领受曾。
  从此更无师我者,小窗垂泣涕如绳!
  万树梅花竟埋骨,一轮明月孰传心!
  遗诗自足流千古,翠冷香寒忆苦吟。
  字里行间倾注了太虚对敬安知遇之恩的感激,对其高尚品行的尊敬,对其骤然离世的悲伤和思念。敬安遽亡的消息传开,全国佛教徒群情激愤,社会各界也为之不平,熊希龄将此情况与后果向总统袁世凯作了汇报。袁世凯把持下的北洋政府与孙中山领导的南京政府有本质不同,其不容民间团体之ZHUAN制精神,与清朝政府如出一辙。但袁世凯再三权衡,觉得对其统治构成根本威胁的南方革命势力尚存,一切布置远未就绪,此时不宜以此冒犯民情,触动众怒,乃不得已下令转饬内务部,核准《中华佛教总会章程》。于是总会得以合法化,各地庙产亦稍得保全。
  1913年2月2日,佛教界上海静安寺举行敬安追悼大会。当时,诸多名流云集上海,而作为敬安生前得意弟子参加者追悼会的太虚,面对恩师遗像,追思恩师生前对自己的诸多关照和殷切期望,而自己致力推行的佛教改革事业也是为了维护佛教,复兴中国佛教,与敬安的遗忘在根本上不是一致的。与会的众多僧人却浑浑噩噩,对此一点也不理解。太虚作为敬安曾着意栽培的弟子,理当在这种场合讲话。太虚在讲话中,一时且悲且愤,把多时压在自己心底的话说了出来,或许他也想到在这种场合讲一些被一般人认为过头的话,不大会被当面指责,更加有效。太虚深感袁世凯把持的北洋政府终究不会从根本上放弃搜刮寺产,压制民众团体的政策。在此情形下,中国佛教如不弃旧图新,实施总会章程,无异坐以待毙。因而在讲话中激愤是提出了“佛教革命!”他认为传统佛教要走向近代化,必须进行三方面的革命,其一是教制革命,他吸取金山改革失败的教训,认为要想时行佛教革新,必须首先进行僧伽制度改革,因此必须废除传统的剃度制与子孙住持制,创办佛教大学,在学僧中选拔僧才,住持寺院。其二是进行教产革命,他认为旧有僧寺在宗法制的影响下成为了变相的“家天下”,寺院财产的外置权业操纵在少数“家长”手中,有的随意挥霍,有的串通土豪劣绅变续,有的自己无德无才,任外人骗夺,却压制贤能等等,种种弊病丛生。因而太虚要求积极转换庙产功德,采取集体所有制,使寺庙财产为佛教公有,用于兴办佛教教育义中的迷信成分,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探讨,佛教应注重研究宇宙特别是现实人生的真相,应有适应现代社会思潮的新形态。
  对此,太虚事业的继承者印顺法师评论说,太虚为推进中国佛教近代化而提出的三大革命口号,可谓思想、制度、经济并重,把握了佛教革新的全局,这是何等的智慧!(《太虚法师年谱》)而且这与辛亥革命的全国形势相呼应,其核心内容都从佛法根本流出,充分体现了太虚的大悲心与菩萨行。这还表明年仅25岁的太虚已成为中国僧人中唯一具有推行佛教改革的充分的自觉意识的领袖人物。无奈太虚的见解在大多数闭目塞听的僧人中是太超前了。他在敬安追悼会上提出的佛教革命理论在当时宛如晴天霹雳,震惊了佛教界;加之由于北方袁世凯正蓄意扫除与佛教革命声气的南方革命势;同时佛教界大部分人满足于庙产暂得保存,即使太虚是为他们着想也得不到认同。因而太虚的佛教革命主张不仅没有得到积极响应和支持,相反遭到佛教界守旧势力的多方诘难。当时上海《佛学丛报》主编濮一乘撰文反驳说:佛教革命之名词发现未久,实为妄人之邪说。而太虚竟在大庭广众之间,明目张胆,放言高论,未免肆无忌惮。可见久囿于传统者在感情上便不能容忍这种言论。濮一乘进一步认为,在太虚提出的三大革命中,唯有财产问题,尚有讨论余地,但因牵涉极广,恐怕也不是一时半会可以解决的问题。至于教制革命,不仅毫无理由可言,在逻辑上也根本不通。若教理革命,除非提婆达多(古印度人,其理论被认为属魔说)从地狱复起不可。濮一乘的言论在当地很具代表性,因而太虚特撰《敢问佛学丛报》一文予以反驳,指出三大革命主张是从思想、制度、经济三方面入手,实能掌握佛教革新的全部问题。然而无论如何,太虚此时在中国推行佛教革命,各方面时机尚未成熟,因而惊雷响过,一切又归于沉寂。
  1913年3月,由于各派协力,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静安寺召开正式成立大会。江西、云南、江苏、上海、浙江等省支部教派了代出席大会。大会推举冶开、熊希龄为会长,清海为副会长,圆瑛为参议长,道阶为要关部理事长兼北京办事处长,仁山、宣天磬等人留驻上海会所处理日常事务。在这次大会上,任命太虚为中华佛教总会机关刊物《佛教月报》总编辑,于是太虚便住在上海佛教总会办事处——清凉寺,开始着手编辑《佛教月报》。太虚利用《佛教月报》为阵地,积极为佛教革新进行舆论宣传。这年佛诞日,《佛教月报》正式创刊,时值道阶在北京法源寺举行佛诞2940年大会,朝野毕集,盛况空前。《佛教月报》第一期专门进行了报道,太虚也特意撰写了纪念佛诞的文字。不久,因《佛教月报》转到释宗仰办的印刷所印刷,太虚便搬到印刷所住了几个月。宗仰,俗姓黄,别号乌目山僧。出家后,在镇江金山寺得法。诗文书画俱佳。曾极力赞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与章太炎也为好友。后来受爱俪圆主罗马迦陵器重,到上海主持编纂筹印《频伽大藏经》,时在上海为此开设印刷局。太虚在编辑之余,与宗仰、仁山、文希等人交游,闲谈,自得其乐,而仁山等也是《佛教月报》的主要撰搞人。太虚在《佛教月报》先后发表了《致私篇》、《宇宙真相》、《无神论》、《幻住室随笔》等文章,反对传统佛教的“神不灭”、“中阴”、“中有”等明里暗里偷运灵魂之说,认为无神也就是无造物主,也就是无灵魂,而世上的一切则都是以“无”为究竟的。虽然这种观点完全符合原始佛教的本义,但仍然招致了守旧势力的大满,以致《佛教月报》的办刊经费时常受到牵制,到第三、四期已延期出版,而第五期稿子编辑完成的,终因拖欠印刷费而未能印出,因而《佛教月报》仅办四期便被迫中断。而太虚想从宣传入手推行其理想之路亦被阻断。不久,太虚便离职他去。
  此时,太虚等离寄予希望、企图藉以推进佛教近代化的中华佛教总会的维持亦举步维艰。1914年3月,总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冶开以年迈函请辞职,大会推清海继任会长,维持局面。不久,仁山与善亮等人因与清海意见不合,前往江西另谋发展,而文希、玉皇等亦次第离去,总会内部人心涣散。1915年6月,更有北京政府内务部制定《寺产管理暂行条例》,以保护寺产为名,规定各寺住持及有关者不得将寺产变卖、抵押或赠予,实际上架空了寺院对财产的外置权。这年10月,袁世凯在将辛亥革命成果破坏殆尽之后又悍然发布《管理寺庙条例》,宣布取消中华佛教总会,并规定,寺产遇有公益事业的必要及得地方官方许可,可不在该寺住持的管理处置之内。寺庙住持违反管理之义务或不遵僧规,情节重大者由当地长官训诫、或予撤除。这实际上将寺产归地方长官处置,而寺院住持原有的管理权利则变成“义务”,也为贪官污吏侵夺寺产,再起庙产纷争大开方便之门。后清海等人鉴于总会活动基本陷于停停顿,上书北京政府,将中华佛教总会改为中华佛教会,然由于此时国内革命浪潮低落,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相继失败,与民众权益紧密相联的佛教徒的权益自然也难以保有。袁世凯死后,佛教界知名人士曾联名向国会众议院陈情,要求取消《寺庙管理条例》,但不久因张勋复辟,解散国会而告落空。1918年,段祺瑞把持下的北洋政府内务部以《中华佛教总会登记安》与《管理寺庙条例》相抵触为由,公然宣布取缔中华佛教会。至此,这一全国性的佛教组织在名义上亦不复存在,而清凉寺总会旧址只剩下一残破不堪的铜字招牌在财贸雨中独自摇曳,向人们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中国佛教总会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较统一的全国性佛教组织,本应对佛教复兴与近代化起较大的推进作用。事实上,太虚等人亦对其抱有厚望,然它却如一颗流星,倏亮旋逝,未能承担起应尽的历史使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道德是组织基础的涣散,中国佛教传统的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近代化需要,而总会以为基础的各省僧教育会,育其量只有近十年的发展史,其中作为主要基石的僧尼不少是迫于生计出家,因而也只关心生计,对佛教信仰淡薄,更谈不上积极支持总会推行的有利佛教发展的革新措施;而主持佛教会会务活动的多为青年僧人,他们虽热心推动佛教革新,但终因资历、经验等原因,难以独挡一面,尤其缺乏筹资能力,遂使革新计划难以推行。而近代中国居士群体虽对佛教有较坚定信仰,志在复兴佛教,且具有一定经济能力,但却受佛教总会会章所限,大多被排斥在领导层之外,以致对革新佛教爱莫能助。其次是佛教总会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致使内部不能同心协力,共筹大业。佛教总会的建立本身乃是新、旧势力妥协的产物,守旧势力企图借以维护庙产,革新势力则意欲藉此推进佛教近代化,而总会从建立伊始,便被守旧势力占据主导地位。虽然总会的领导人物对佛教近代化并不明确反对,不少人甚至赞许佛教革新,但他们与受过新式僧教育的太虚、仁山等人毕竟有本质的不同,主要是缺乏改革佛教的高度自觉。这其中敬安是唯一有威望调和两派争端的人,他既是大德长老,深受佛教各界推崇,同时又是太虚恩师,自己也曾躬办佛教教育与社会事业,因而他若能协调长老之力,支持太虚等,则佛教改革借助总会组织,尚可有所作为。可惜敬安早逝,致使总会领导中枢乏人。继任者冶虽得禅门拥戴,但对其他各派而言,终不如敬安;加上冶开年届高龄,本身主持常州天宁寺寺院务已属勉强,对总会事务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会长一职,恰似荣誉称号。至于熊希龄当选会长,主要是因为他在北洋政府内的地位与影响,可利用其护法。而实际负责总会工作的清海,其威望、才识都难当此任,已成空架子的佛教总会在面临北洋政府压力时自然无法抗争。其实,在北洋政府以兴办社会公益为由,企图剥夺庙产时,总会本可将计就计,动员佛教界广泛自办社会公益,这一方面可以争取舆论同情,取得社会支持,另一方面也可堵当局之嘴,将主动权操在手中。虽然兴办社会公益耗资巨大,但一旦取得社会同情,支持佛教的人士将越来越多,资金匮乏也不用愁了;而自守淡泊的僧人管理社会公益事业也容易取得公众信任,佛教近代化也就走上了良性循环轨道。可惜总会领导人根本大计不出,一味利用上层斡施,少数人请愿等手段,致使北洋政府洞悉其无能,便为所欲为,甚至下令聚缔。这一切表明,中国佛教近代化事业成功尚需经过漫长而艰苦的历程。
  辛亥革命的流潮消退了,佛教革新的有利环境丧失了,唯有孤独的弄潮儿党政军在生活费滩上徘徊。他不时俯身捡起一只只活海贝,因为那是浪潮的残留,里面有着海的生命。
  组织佛教协进会,呼吁佛教革命上断失败后,太虚并不甘心。为实现其佛教革命理想,他又打算与少数志同道合的僧人一起组织佛教弘誓会、维持佛教同盟会,以此待机东山再起。清末民初,宁波的延庆寺观堂成为僧众中品行最为恶劣的马流僧聚居地。该寺僧众的腐败不良,激起周围民众的强烈不满。1912年冬天,观堂所在鄞县沈知事下令封闭寺院,将其中僧徒全部驱逐离寺。同时请中华佛教总会鄞县分部另行选派德行高尚的僧人往持该寺。此时主持鄞县分部事务的是太虚曾师从的七塔寺歧昌法师,一同被推举作为延庆寺住持候选的还有心恺、谛闲等四人,而心恺等人得知消息坚决拒绝,谛闲同处在犹豫不决中,一时也不敢轻易接任观堂住持。恰在此时,有平湖报恩寺僧人式海与志恒、静安等人筹设佛教弘誓会,得知观堂事态后,深感可以借观堂地址作为创立佛教弘誓会的场所,因此静安等专程赴上海留云寺拜访谛闲,极力怂恿谛闲忽再观望,去担任观堂方丈。式海等借观堂场所办佛教弘誓会,会众将在财力、人力上支持谛闲,以解其后顾之忧。在静安等人劝说下,1913年初,谛闲正式接任观堂住持,并改观堂为观宗寺。与此同时,式海又邀太虚前去策划级别建佛教弘誓会事宜,并邀曾率僧军参加上海光复之役的玉皇前去坐镇客堂,以防止先前被逐的马流僧前来骚扰。
  1913年2月间,太虚在观宗寺亲自撰与了佛教弘誓会的缘起及章程等。在太虚所撰章程中,明确提出佛教弘誓会以菩萨行的四弘愿为宗旨,即“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成。”在弘誓会内,分组宣教团、慈善团、编译团从事利他事业;建立佛学研究社、讲习所,修习天台止观,改组教团以弘扬佛法,改善社会风气;要求会员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瞋痴。而不论僧俗,不拘国藉,只要信仰佛教,热心佛学的个人可入会。于于寺院入会,则由弘誓会派人住持,寺院亦成为公有,寺产由弘誓会调处,并受到该会保护。此外,在章程中明确规定了会员的权利和义务。从太虚起草的弘誓会章程中可以看出,太虚虽然不再提佛教革命,但教理、教产、教制改革的具体内容、措施都包含在其中,唯言辞较为温和罢了。其中有的条文可能根据式海等或考虑到谛闲的要求而增入,如修习天台止观等,太虚本人在修习方面的主张不会如此狭隘。太虚首先想借弘誓会凝聚俗两界有识之士,建立旨在佛教革新的核心教团,一步步由小而大,化私为公,从而实现其革新佛教之宏愿。其中吸收居士入会的条文应是借鉴了佛教总会失败的教训,这一思路有助于太虚事业以后的部分成功。可惜,没过多久,谛闲在观守寺根基渐固,而志恒等人又倾向谛闲,因而谛闲及其法徒等大权独揽,很不情愿佛教弘誓桧在寺中活动,与式海、静安等人时起争执,最后竟至水火不容,于是式海等人相继离去,而观宗寺也成为天台宗门庭。其实,谛闲在当时佛教长老中也算得上倾向温和改革的人物。因此,太虚先后交结的好友仁山、常惺都曾追随谛闲。1914年,谛闲即在该寺创立观宗研究社,该社为天台宗第一个近代教育研究机构。至1919年,观宗研究社扩为观宗学舍,分弘法、研究两部,对外正式招收学僧。1928年,两部合并,改称观宗弘法研究社,规模更加扩大,办学层次更完备,并创办发行了台宗第一份近代刊物《弘法月刊》。谛闲作为传统的师徒方式教育出的法师,尤其是在中年以后思想已成熟的定型,此时还能适应时代要求,接受和提倡近代佛教教育与传播模式,此时还能适应时代要求,接受和提倡近代佛教教育和传播模式,殊为难能可贵。他教育培养了一批像倓虚、宝静、静权等后起之秀,均成为20世纪中华佛教天台宗的顶梁柱。对谛闲的个别行为或有争议,但他是当之无愧的近代台宗复兴的领袖,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殆为定论。但是,太虚的主张着眼于佛教改革与复兴的全局,谛闲则着眼于台宗的振兴。虽然佛教整体上的繁荣有赖于诸宗的振作发扬,太虚也提出了八宗兼弘,可太虚本人显然不能也不会甘心受一宗一派的限制。于是,太虚不久后也离工观宗寺,前往师祖奘年法师住持的宁波西河沿观音寺。佛教弘誓会亦不了了之。
  在观音寺期间,太虚仍不离革新佛教,弘扬佛法之初衷,再度发起成立维持佛教同盟会,并撰写了宣言与章程。从名称看似乎也是同盟发动的辛亥革命精神的延续。太虚认为要想维护佛教,必须拥有如下条件:有自由组合的团体,有勇猛牺牲的精神,有受学求教的志愿,有实行博爱的筹备,还要有安心立命的修持。这一切其实是要将自主而坚定的信仰,忠诚而友好的感情联系,志向和精神一致,三者组合在一起以建立理想的僧团组织。其宗旨与佛教协进会、佛教弘誓会一脉相承。然而这些主张同以往一样,并未得到佛教界的积极响应,甚至太虚过去的一些支持者亦对此反应冷漠。北京的文希就此劝阻太虚,宜顺乎(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大势,勿再另组特别组织。而时在江西的仁山亦表示,对太虚的主张不敢苟同,他本人亦不想另立无谓之新名词,以挑动顽固的佛教界旧派的恶感。当然,太虚决非搞什么新名词,但在连他寄以希望的同道也纷纷劝阻的情形下,太虚想组建革命教团的意图,亦不得不暂时收敛,善刃而藏。
  1911年的辛亥革命为近代中国引进民主制度提供了一个契机,然而承后几年政局的演变却并不如人们预期的那样,袁世凯依仗武力和欺诈夺取了政权,并着手在中国重建独裁ZHUAN制。为此,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不得不于1913年再次发动所谓“二次革命”。“二次革命”虽然得到江苏、江西等地民众响应,但终因寡不敌众度,很快以失败告终,致使一般人革命情绪异常低落。太虚作为20世界初中国佛教界一位年轻僧人,目睹近代中国国敝道衰的黑暗现实,由自己幼年的悲惨遭遇而推己及人,受名师启发而起弘所佛法,普救众生的宏愿,并在辛亥革命精神的激励下,毅然高举起佛教革命大旗。这一切仿佛一道道闪电划破沉寂夜空。一阵阵雷声震惊了整个佛教界。然终因大势已转向不利,新的时机未到,以致惊雷响后,应声寥寥,种种努力尽付东流。此时的太虚,弘法救世的强烈渴望与壮志难酬的巨大失落交织布一起,宛如在茫茫黑夜里特立独行的先觉者,满怀着冲破黑暗,把光明带给人间的万丈豪情,却又时时承受着面对巨大黑暗无从下手,十字路口的太虚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迷惘之中。
  近代佛教的发展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辛亥革命的浪潮曾使人心大振,旨在推行各项社会改革的民众团体风起云涌,太虚也乘势而起。然而,随着辛亥革命成果的逐步丧失,太虚组建佛教协进会的失败,加上敬安在北洋政府的压迫下去世,太虚在佛教总会的不如意等等,可以说是改革浪潮消退在佛教界内部的约定俗成影。这一切,太虚是不甘心的,他初步总结了失败教训,力图通过组织佛教弘誓会、维持佛教同盟会联络同道,保存力量,以待时机。但大局依然一天天令人失望,太虚这些努力又落空了。现状是那么令人深恶痛绝,又那么令人感到无能为力,以至太虚也对佛教前途一度悲观。一段时间内,太虚甚至靠泛滥于各种新旧文学的书籍以消磨时光,那时,各地书坊所出的书,不管是古文、白话文,好的还是差的,凡是能收集到的,都找来阅览,读得兴起,还时不时慷慨悲歌地作诗文以抒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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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太虚大师传(二) 责任编辑:正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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